毛澤東欣賞《水滸傳》，還因為《水滸傳》故事多蘊含樸素的辯證法。如“退讓的林衝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此中最引人入勝的，就是《三打祝家莊》。他說：“《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1945年2月，毛澤東在觀看了平劇《三打祝家莊》後，又寫了一封信：“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之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
毛澤東晚年也注意了《水滸傳》的後二十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遼打方臘。
這是梁山群雄的曆史必然，在封建社會的民間造反，即落草為寇，或農民起義，不是蛻變、被消滅，就是投降。
毛澤東多次提出要保持優良的革命傳統，保護革命勝利成果，他曾經推薦學習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永昌演義》，“以為將來之用”，在進入北平前後，還多次提及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教導人們跳出李自成失敗的怪圈，因而梁山聚義廳改為“忠義堂”和宋江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也就成為他晚年所注意的課題。70年代，毛澤東多次就《水滸傳》最後二十回發表評論，印宋江投降了，去打方臘。它就是1975年所說的關於《永滸傳》的評論。這是他在晚年繼續讀《水滸傳》，崇尚鬥爭的理念，而極不滿宋江搞投降的一個心理基調。
毛澤東善於應用《水滸傳》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滸》雜劇，如李開先《寶劍記》；且在談話和文章中經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還將其中俗語，恰如其分地運用於詩詞創作領域，如“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凍死蒼蠅未足青”和“捉鱉”、“風流人物”。古今中國還罕有詩人能像他那樣。借用小說文字，拓寬了詩界。
“一百零八位高級將領中就有做特務工作的”
毛澤東就《水滸傳》談了很多人物。
他談了梁山的第一任領導人王倫，第二任領導人晁蓋。“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蓋是好的，可是卻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讓他早死了。
他談得最多的是第三任領導人宋江，此外有李逵、武鬆、魯智深；
從中提及事跡和行為的，還有林衝、石秀、戴宗；
點涉到姓名的有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三阮、張順和孫立、蕭讓、安道金、朱責等人。
他充分應用一分為二，以階級成分和政治表現為基本標準，充分肯定李逵、吳用和三阮，也讚揚武鬆、魯智深。由此在長征途中，以武鬆打虎比擬紅九軍剮軍長許世友，將開辟晉寨冀邊區的八路軍——五師政委聶榮臻，稱之是“新的魯智深”，在建國後，還稱李達是哲學界的“黑旋風李逵”。這是因為他們頗有造反精神，不願屈服於王朝招安。
他討厭大地主出身的盧俊義和後期的梁山總頭領宋江，說他們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
《水遊傳》宣揚“四海之內皆兄弟”。梁山一百零八個“高級將領”，人人都有職責，有發號施令、行軍作戰的，也有開酒店、專做特務工作的，有主持製作衣甲、兵器、專辦錢糧、酒席宴會的，行行俱全，他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單單是講山頭，就有桃花山、少華山、二龍山、對影山、清風山、白虎山、黃門山、飲馬川、芒碭山、枯樹山，等等，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最後彙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毛澤東滿有興趣地作了介紹，也說了其中若幹人的心態，像“那個盧俊義是被逼上去的”。當然也有是騙上梁山、捉上梁山、高高興興上梁山的。
1975年，毛澤東倡導讀《水滸傳》，還提出把魯迅的《談金聖歎》雜文放在今後出版的《水滸傳》前麵，作為閱讀《水滸傳》的指南。但我們卻在當時各家出版的《水滸傳》中，沒有見到這篇著作，所見到的扉頁，乃是“毛主席語錄”兩段：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麵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當然是學術研究，它也是認識《水滸傳》的一家之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