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是詩歌也是騷體重要的文體特征之一。正是因為這種共性，長期以來，人們雖然推重騷體的抒情特征，但很少把屈原騷體的抒情內涵與特征置入戰國時代加以考察，揭示屈原騷體的抒情特征在中國古代詩歌由言誌到緣情發展理路上的獨特作用，從而彰顯騷體文體特征獨特的文學與文化功能。
屈原的作品，據王逸的《楚辭章句》，共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和《漁父》。從騷體的角度言之，《天問》、《卜居》、《漁父》三篇除外，其餘作品可分為兩類，即一類與屈原自身的政治遭際密切相聯的是《離騷》、《九章》與《遠遊》；另一類即是經過屈原改作的《九歌》。我們探討屈原騷體的情感特征，也將從這兩類作品著手。
(一)從《離騷》《九章》看屈原騷體抒情主體個性化特征表現
處於戰國時代的屈原，與諸子相同之處，是共同的時代背景鑄就了他們相同的對社會的關注、對曆史的思考以及希望以一己之學匡扶現實的精神。屈原騷體所展現的對曆史與現實的看法以及所包蘊的人生哲學指向，雖也可與諸子思想一比異同，或是看成是諸子中的一家之言，但其騷體的抒情特征，卻將其與諸子劃境，獨標詩壇。
屈原騷體抒情特征表現在屈原第一次以文學的形式，突出表現了抒情主人公即抒情主體，在與現實衝突或者說是對峙情境之下，對自我人格與理想的持守、對黑暗現實的批判與抗爭，彰顯了屈原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基點，極大地凸現了抒情主體鮮明的個性特征。
這種個性特征，首先體現在屈原騷體始終在與現實的對峙中展現抒情主體對自我人格與理想的肯定。如長詩《離騷》第一部分對自我政治經曆的回顧，處於被懷王疏遠狀態下的屈原，回憶的筆調中始終交織著自我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衝突。開篇八句追述世係、皇考，除了表示詩人與楚王室同宗共源的宗國之情外，還表現了屈子德配天地、合乎中正的自我意識，詩曰“高陽之苗裔”、曰“庚寅”、曰“降”、曰“正則”、曰“靈均”皆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詩人認為這是“內美”，是與生俱來的品性，這就不僅為屈原今後對自我人格、價值觀念的堅守尋找到了感情上的支持，同時還尋找到了哲理上與人的本質上的依據，把作為人的大寫的“我”放在天地之中，顯示了天生我材、天予我德的自豪、自信與自強。“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天德”也是詩人立身的準則，具體的內涵則表現為無私、剛健、耿介、中正等對天及聖人的描繪之中。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一個人幼年、童年時的某種經曆會形成一種無形的意識影響一個人的一生。《離騷》首八句追述世係、生辰、名字，這是追溯人之本初的一種潛意識的反映，是對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上的一種自我確證。詩人的宗國之情以及德配天地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期許，影響甚至決定了屈原的精神特征與精神結構。
詩人不僅具有這種理念上的認知，而且積極地把這種認知作為生活與實踐的指導。“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詩人以香草佩飾喻進德修業，詩人之所以汲汲修持，很明顯是來自於“歲不我予”的焦慮，這焦慮一是對自己：“汩餘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一是對君王遲暮、美政不施的擔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詩人希望君王撫壯棄穢、改革法度，也希望自己能輔君王，以成美政。詩人就是這樣把與生俱來的內美轉化為現實的行動，並希望通過輔佐君王來實現自我的理想。詩人的理想在憂慮中生成，而詩人緣自於德配天地的自我期許的確證，因無法實現而產生的憂慮也就借希望通過理想的實現而得到消除。在詩人憂慮的生成與消除的過程中，我們能明顯地看出詩人是以認知指導實踐，實踐就是認知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在對人的本質的確證上，內美與修能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從道德與倫理的內涵看，屈原對自我與理想的期許，與儒家對君子的品格要求並無多大差異，但是道德精神是否內化為個體生命的必須與自存於社會的依據，在進退出處的人生臨界點上，卻見出了屈原作為社會主體的個性精神。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屈原《橘頌》與《儀禮·士冠禮》的比較中看出。《橘頌》展現了詩人青年時的自我期許。全詩以人橘對話的方式頌揚了詩人“獨立不遷”與“深固難徙”的精神。如果我們將《橘頌》看做是詩人加冠時的明誌之作，再與《儀禮·士冠禮》的“冠辭”進行比較，便可發現二者之間巨大的精神差異。《士冠禮》首次加冠的祝辭便是“棄爾幼誌，順爾成德”，“幼誌”與“成德”相對，是指童稚之心，幼年時的戲玩之心。那麼“棄爾幼誌”便標誌著走向成人階段，具有成人之德，故三次加冠的祝辭中反複強調“順爾成德”、“淑慎爾德”、“以成厥德”，可見強調“德”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重要意義是“士冠禮”的重要主題。至於“德”的具體內涵，在簡短的“冠辭”中不可能麵麵俱到地加以陳述，但我們可以從“醮辭”中的“孝友時格”、“禮儀有序”中推知一二，即是以儒家禮儀孝悌為主的倫理道德。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被加冠者，無論是在加冠前還是被加冠後，都缺乏一種主體的意識與獨立的人格，“幼誌”可棄，“成德”可加，在被施加與塑造的過程中，所寄予的希望便是得到“永壽胡福”與“承天之祜”。而《橘頌》，不論是詩人頌橘還是橘頌詩人，都表現出一種秉德無私、德參天地的獨立人格精神，天地不是祈求保佑的對象而隻是確證自身的依據，人不是被動的受施而是積極主動地實踐。錢澄之雲：“受命不遷，得之天也。深固難徙，存乎誌也。惟有誌乃能承天。”錢澄之之評可以說是指出了詩人於天地麵前所體現的獨立的人格精神，與《士冠禮》“冠辭”中表現的求福、求壽、求天之佑的目的相較，《橘頌》表現了詩人“不遷”的精神品質，這“不遷”不僅表現為對自我人格的堅守，尤其還表現為“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與“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的社會品性。
《橘頌》所表現的詩人青年時代對自身的期許，與《離騷》首八句表現的意蘊是一致的，都有屈騷精神的滲透。《離騷》首八句敘述了自己的世係、生辰、名字之後，直接過渡到了詩人參政後的政治遭遇，其中雖也有青年時的積極修持的流露，但不甚明顯。那麼《橘頌》的意義正在於補足了《離騷》中缺少的詩人未入仕前的描寫，這樣，我們更能較為延續地、清晰地把握詩人從出生到青年再到從政後的情感經曆。林庚先生還將《橘頌》所體現出的精神品質置入屈原的一生及《楚辭》所有的作品中來凸現獨立不遷的意義：
屈原把這種“不遷”的精神推而廣之，便成為他堅定不屈的人格，便成為人生的中流砥柱。他說：“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流”即是《離騷》所說：“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橫”即《孟子》所說：“待我以橫逆。”屈原正是要逆於那“時俗之流從”的，《說文》：“橫，闌木也。”然則所謂“橫而不流”豈非正是那中流柱石嗎？這也便如《漁父》所說的“眾人皆醉我獨醒”。《橘頌》所說的“蘇世獨立”，王逸注：“蘇，寤也。”這醒覺精神所以正如一股清麗的山泉便發揮為《離騷》的長江大河。《橘頌》說：“嗟爾幼誌有以異兮。”又說：“年歲雖少可師長兮。”《橘頌》因此更使人相信其為屈原少年時期的作品。其實這少年非特是一個時期，而且正是永久的精神。《涉江》說：“餘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屈原的精神終身都是少年的，那便是一種純潔的向往，一種清醒的信念。《楚辭》因此永遠帶著年青人的生命成為詩壇崇高的典式。
因而，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屈原的人格內涵與魅力更多地表現為儒家的進德修業、惜時進取等諸多方麵，但正如屈原自己所雲“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道德人格，是“餘心所善”，經由自我的選擇與確證內化而成為自我意識的重要內涵，無論窮達，尤其是在處窮時，生死以之，表現出對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執著與追求。詩人對自我人格與理想的持守所表現出的強烈的自我意識，與他賴以生存的社會密不可分，自我意識因蘊含了社會價值而顯得崇高，因而表現出一種無論窮達都追求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執著精神。從“來吾道夫先路”的表白，到“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定，再到“吾將從彭鹹之所居”的矢誌，都可以看出詩人為實現自我社會價值的執著精神與追求意誌。由此，我們看《離騷》後部分，是詩人在現實政治中遭受挫折後，欲尋求政治出路的一種浪漫表現。尋求“兩美契合”(即自我與社會契合)的去留取舍的衝突構成了長詩後部分的中心。屈原與楚國“同宗共國”的特有情感，使得他在尋求“兩美契合”的途徑中舉步維艱，或者說，他的宗國之情，使得“兩美契合”除卻楚國之外，別無選擇。而當楚王昏庸，“兩美契合”在楚國破滅之後，詩人隻能發出“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的悲歎。因而屈原縱身汨羅，是其對承載自我價值、意識、理想的社會徹底絕望之後的必然選擇。
可以說，對自我與社會雙重固持的精神品性，是屈原精神基點的概括，也在哲學層麵上彰顯了屈原精神與儒道兩家文化不同的人格魅力與個性精神。
其次，屈原騷體抒情主體的個性特征還表現在抒情主體對黑暗政治的批判精神與抗爭精神，這可以看做是詩人對自我人格與理想的生死持守的另一方麵表現。《離騷》與《九章》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與現實衝突與對峙的情形之下的產物，這種創作心境，使得屈原騷體始終保持著對黑暗政治現實的批判精神。如《離騷》對自己政治生涯的回顧部分，始終貫穿一條理想與現實衝突的線索，在表現自我理想的同時，也對當時黑暗政治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如對黨人的批判，指出其偷樂苟安、競進貪婪給國家前途帶來的危難，對君王反複無常、朝令夕改的荒唐言行都有直切的批評。並且這種批判是建立在曆史與現實比照之上的，而更富有一種理性的審思。屈子在表述他的社會理想時，多推崇古時聖王：“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純粹是德行無私，耿介是光明正大，這裏，詩人強調的是一種人格的道德力量與招納賢才及對國家前途命運的一種影響。詩人正觀曆史、推崇聖君以尋求對自己社會理想的確證，並以桀紂愚惑、違背天道以至滅亡的事實進行反觀對照，論古喻今。這種批判即使在長詩的後半部分準備遠遊出國時，也時刻清醒地表現出來。正是這一點，班固指責其“責數懷王”，朱熹認為屈原的言行不合於中庸之道。但是脫離儒家君為臣綱的倫理大常，恰見出屈原騷體抒情主體的一無依傍的批判精神，抒情主體的個性精神得以極大的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