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則以為王安石的這種做法是“按執操切之法用”，“偏聽摘抉”。曾鞏的批評是出於“醇儒”的道德教化，王安石的做法則出於一位政治家對實踐的清醒認識。二人所處立場不同，觀點亦應有異。
曾鞏基本上是一位“醇乎其醇”的儒者。雖然尚未至於墨守成規，但他的政治思想，總體上不外是在儒家經典允許的範圍內，做一些推源溯流性的闡釋發揮。如其《上歐陽舍人書》、《轉對疏》中所論當世時事所急，不過是“急聽賢”、“急裕民”、“懇誠惻怛”、“講明舊學”、“務當於道德之體要”等陳言舊套，無甚發明。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除了一整套變革社會的宏偉理想藍圖之外，對於具體的行政實踐中所牽扯到的道德教化與刑法律令之間的關係，也往往有清醒的獨得之見。《臨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四《周公》謂：“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聖人之治，並非單純倚靠道德教化，也須嚴修法度。王安石認為，“任德”、“任刑”、“任察”三者都是聖人的為政之道，三者各自“得聖人之一端”，“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古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製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後世論者也注意到王、曾在此信中表現出來的分歧，如清人儲欣評曰：“子固之於介甫有因其使歸而諍之者，此書是也。……子固知其不可誨者，早矣。”張伯行評曰：“介甫堅僻執拗，操一切之法，而不顧人心之安，……子固與之最善相知，故抉摘其病痛字字入微。”值得一提的是，二人政見上的分歧，並未由此消解。王安石在《與王深甫書三》中雲：“及吾朋友（指曾鞏）亦以為然，然後怵然自疑，且又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王安石把曾鞏的批評當作是誤信流言，從而置之一邊，不予辯解。這既是出於二人對儒家之道的不同理解，也表明了王安石的極端自信。及至熙寧初年，隨著王安石步入權力中心，王、曾二人又發生了新的政見衝突，並嚴重影響到二人友誼。
從《曾鞏文集》看，曾鞏於熙寧元年至二年（1068-1069）所寫的詩文有：《唐論》、《講官議》、《過介甫》、《公族議》、《過介甫偶成》、《讀孟子》、《公族議》等。這些詩文，都是針對熙寧一、二年間的重大時事所發，其論調與當時政治上激進的變革氛圍有些相左，而矛頭則有意無意地指向正處於權力中心的王安石。如《唐論》一文，即體現了王、曾“法先王”與“法後王”之爭。文章著重闡明先王之治難行後世的觀點，認為“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即以唐太宗之明，又有天下之才輔佐，仍“不得與先王並”。篇末則點明題旨：“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跡，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誌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聯係熙寧初年的時事，不難發現此文針對性之強。《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傳》載：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如何？”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王安石極其推崇堯舜之道，認為它“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力勸神宗行堯舜之法，這是王安石的為政理想所在。曾鞏卻以為，“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秦漢之後，雖然不乏明主，如漢文帝、唐太宗等，但所謂的先王之治，卻從未再現。其次，王安石對唐太宗不無貶義，認為他“為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曾鞏卻極力推許唐太宗之明，認為他“絀己從諫”、“仁心愛人”、“有天下之誌”。而在文章結尾，曾鞏進一步點明寫作意圖：希望神宗與王安石慎重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