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洗劫省城
被日軍占領的沈陽城，一片混亂與恐怖。大街小巷遍布日軍，飛機在空中偵察、掃射，裝甲車在市街上橫衝直撞。附屬地與商埠交界處設有鹿角電網，鼓樓舊址置放日軍炮台。日軍封鎖各交通道口，持械盤查行人。一夥夥氣勢洶洶的日本兵，到處搜捕軍警和未逃走的文職人員。對捕獲的軍官，迫令簽字承認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先行攻擊，並把他們反綁雙手，看押在街頭。對稍有不滿或反抗行為的，則任意槍殺，致使許多無辜百姓遭到殘害。上午９時，日軍在沈陽全城張貼出以本莊繁名義發布的石印大布告，編造成言，把挑起戰爭的責任推給了中國，並進行威嚇，宣稱：“倘有對我軍行動欲加妨害者，本軍毫無所看過，必出斷乎處置。”１９日中午１２時許，本莊繁偕其參謀、幕僚及步兵第３０聯隊，從旅順匆匆抵達沈陽，司令部設在被日軍占領的興業銀行內日軍占據沈陽後，便大肆進行燒殺搶掠。舉凡機關衙署、官私宅邸，都在洗劫之內。張學良官邸被占據後，＝“搜出黃金八萬條，運往東京，每條重二斤，計二百五十六萬兩，價值華市二萬萬六千萬元。”中國銀行的４０００萬兩白銀被掠劫。湯玉麟公館“被日軍掠奪之財物及軍物物品約載十餘汽車，運往日站去。“朱光沐、榮臻、劉多荃、於珍、吳泰來、藏式毅、翟文選等住宅，均搗毀掠劫一空。”據國民政府鐵道部致行政院代電（９月２３日）稱，當時，沈陽城內銀行錢莊均被封鎖，東三省銀行、邊業銀行庫存劫去一空，奉票不用，有錢無處買食；日軍將各機關文書、檔案焚毀。杜重遠的肇興窯業公司被燒。北市場的郵政總局被毀。城內硝煙彌漫，街頭屍體橫陳。“工業區及皇姑屯各死警士十餘名”。“北大營營市街商民死傷者約數十名”。２０日，日軍第２師團長多門二郎在《盛京時報》上發表布告，竟厚顏無恥他說：“我軍紀律嚴正，對於無辜人民，極力保護，無犯秋毫”，並宣稱“如有阻礙我軍行動，或偵探我方機密之徒，一體重懲，毋予寬貸”，“示威運動集會，其他苟使人心激昂，惑圖滋擾之行為，一律概行禁止，違者從重責辦。”沈陽全城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市民閉戶，路少行人。“而逃難平津者，紛紛載途，大有爭先恐後之勢”。關於沈陽事變後的局勢，當時的東省特區行政長官張景惠在致張學良的敬酉電（２４日晚５一７時）中說：“遼垣現在仍陷混亂狀態，舊警察傷逃殆盡，所組少數新警又無力維持，至今市麵尚未開業，食糧金融兩問題均無辦法，搶奪之事層見疊出，……險象環生，極為可慮。”“九·一八”事變，給沈陽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巨大損失。無數房屋被毀，全部電線被破壞，大量官私財物被掠劫。據不完全統計，僅官方財產損失，即達１８億元以上。而軍械彈藥物資的損失尤為嚴重，據不完全統計，損失飛機２６２架、迫擊炮和各種口徑大炮（包括兵工廠損失，下同）３０９１門、戰車２６輛、各式機關槍５８６４挺、各種步槍和手槍１１８２０６支，以及大量的各種槍炮彈藥、被服。糧秣等等。
拚湊奉天市臨時政府
９月２０日，日軍以本莊繁名義發出《關於奉天市政的布告》，布告中說：“日本軍司令官鑒於奉天城附近現狀，為增進日中官民幸福，自昭和六年九月二十日起，按軍的指導，由日中人實施該地區之臨時市政”，“市政業務範圍除特定者外，包括奉天的一切。”布告還宣布了以上肥原賢二為市長的全部由日本人組成的奉天市政事務所。
為了裝點門麵，日軍又臨時找來金維三（前官地調查處主任）、戴修珩（前商埠局工程課長）、劉國增（前市政公所衛生課長）、李寶經（前商埠局埠政課長）等４名中國人參加市政。２１日，市政職員在小西門內市政公所地址舉行就任式。翌日，《盛京時報》大篇幅報導這一消息。並捏造說：“森岡領事往訪臧式毅氏，說明此等市政計劃，臧氏頗示讚成”可就在這第二天，即９月２２日，日本憲兵即拘禁和逮捕了臧式毅、教育廳長金毓敝和馮庸大學校長馮庸，並打開監獄，放出犯人，並於２３日，又以本莊繁名義發出第三號布告，嚴然以救世主口吻說什麼“本宮基於救無辜、伐有罪之古訓，欲實現善政之一部。茲擬救出彼輩可憐之民，使他從速就業樂生。”
據“九·一八’’事變當時日本駐沈陽的總領事林久治郎回憶：“事變爆發之前，軍部幕僚早已秘密製訂了占領奉天後的應變計劃。十九日占領沈陽全城後，就發生了為維持治安而設置某種機構的需要，遂於二十日設立了以上肥原大佐為市長、以居留民中某些人為處長的自治機關。”林久治郎當時曾向關東軍司令部建議，“市政機關必須由中國人出麵組成，即使由日本人在背後加以實際指導，形式上也必須由中國人組成，否則將有諸多不便，所費過多而無實效，這將成為日本人幹涉的結果而表現出來。……可否立即予以變更。”但是，當時關東軍利令智昏，一心想變中國為其殖民地，認為“這是既定計劃，不能變更，必須立即實施”。就這樣，日本關東軍把沈陽市改為奉天市，堅持組成了以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為市長、以日本人為官吏的奉天市政事務所，由臨時軍政公署實行軍事管製。後來迫於國際國內輿論的壓力，於１０月２０日改任漢奸趙欣伯為市長，換下了土肥原。
“九·一八”的長春
在長春柴油機廠院內有一棟破舊的平房，房子是用青磚砌成的，這使它很容易和周圍的建築分開。90多年以前，在它的周圍還有許多類似的建築，據考證，這附近約2平方公裏的範圍內便是當年的南嶺大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駐守南嶺大營的是東北軍步兵第25旅50團，炮兵第10團和一個輜重營。如果加上二道溝兵營的駐軍，在長春的中國軍隊有5000多人，這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駐長春日本關東軍的人數。
9月19日淩晨3點，也就是日軍在沈陽挑起戰火五個小時後，駐長日軍開始對長春守軍發起攻擊，並很快占領了二道溝兵營。兩個小時後，日軍開始進攻南嶺大營。當時中國軍隊毫無準備，有些槍械彈藥還鎖在庫裏。就在這時，他們接到了吉林副司令長官公署能謀長熙洽“避免衝突，不準抵抗”的命令。即使這樣，一部分駐守官司兵還是冒著炮火砸開倉庫鐵鎖，取出槍支彈藥，奮起反抗，並有效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迫使關東軍司令部不得不調日軍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一隊前來增援。終於在19日下午點，以死42人、傷56人的代價占領了南嶺大營。這是“九、一八”事變中軍傷亡最大的一場戰鬥。
後來，日本人建了一座戰績碑來紀念他們的勝利。當年戰鬥的痕跡連同那座戰績紀念碑都已不複存在了。然而，這裏的一切都在頑強地證明著，那段曆史沒有被人們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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