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向往和塑造的是模範型和良師型的老板。老板通過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反應，發送出的信息都代表了他的經營風格和水準。製定準則和嚴格執行這些準則，它意味著老板也必須像每一個員工一樣去遵守。老板的行動準則是“正己正人”，首先端正自己的言行，然後才能積極影響員工，使其自覺自願遵循有關準則行事。要成為一名卓越的老板和製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準則，就需要精力和恒心。你必須始終與此相依存，並努力實踐它，你也會從中得到許多回報，老板要在每一件事上嚴於律己。
在《論語·顏淵》篇中，孔子留給後人的關於仁德的一段完整的論述，多少年來一直為仁人誌士所奉行，但在我國曆史上也曾有過不隻一次的在特殊時代背景下遭到的批判。重新全麵認識這段話，對我們的企業、老板乃至整個社會的理想與道德境界的重建，對我們大家的人格成長、成熟都有著長遠的指導意義。
孔子此處的“禮”其實就是“理”——天理與合理。合理化是人類行為的指向，理性的合乎人類真正禮義的行動則每個人的人格將逐漸完美，禮對人一生的行為就因此具有了指導、節製、總合、仁愛、公平判斷的作用，同時也使人際關係更臻圓滿。孔子的這種“克己複禮”觀也強調了個體與整體統一，他也強調從個人意誌與個人自由出發。一個企業之事也好，一個國家的治理也好，隻要個人的言行思想是遵循“禮”與“理”行事的，則這一切就有了“合目的”性，個人的行為就成了類行為的一種存在方式，天下也就會自然歸於仁了，數言之間，值得每一個人一生一世的慎思與慎行：
克己複禮為仁，講的是要克製自己的自私欲望，走上正道，遵循天理，遵循民眾心中的“禮數”，就可以走到禮與仁的境界，就可以達成真正成功人生；
一日克己複禮，即每一個人什麼時候都可以幡然悔悟，開始“克己複禮”達到物我兩忘的“天下歸仁”的大境界。對一個企業或一個國家來說也就導入了真正仁愛公平公道的發展機製和環境，則效果可測也。
為仁由己，即仁的境界在於虔誠的內心修養，別人無法為你做到，隻有真正地完善自己的人格理想，完全修行自己的美德與善緣，才可能誌存高遠，實現自己的、企業的、國家的價值。
非禮勿視，即要求每一個人從生活中的點滴做起，從視、聽、言、動做起，嚴要求，勤實踐，處處事事以“仁”、“禮”標準去頓悟終可以成功。
一個老板、一個企業如果不按仁德大道去追求名利和發展，他就不可能看到長遠的未來，他就會為眼前的名利所誘導，他的行為就會愈益顯示出非理性，加上社會環境本身令人對未來不敢抱信心，或者社會機製缺乏合理性，比如用人製度、對老板的回報與獎勵製度等，甚至由於人的人格修養不高而社會又提供了成就其破壞行為的漏洞，因此愈益多的人的行為表現出短期化與非理性，導致了多少企業從輝煌走向寂滅，多少名流大亨走向衰亡甚至走進監獄。因而總結別人的成功與失敗之案例，可以使我們的老板因“克己複禮”而實現人生的或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禮”與行為自控
儒家關於“禮”的內容十分廣泛。《左傳·隱公十一年》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荀子·勸學》給禮下了這樣的界說：“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記·曲禮》說：“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在這些界說中，包含有社會的典章製度和倫理道德規範的內容。儒家還把“禮”與“仁、義、智、信”相提並論，是因為“仁”是內在的道德意識，“禮”是仁德的外在表現，它起到調節人際關係，達到社會和諧安寧的作用。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不懂得“禮”就不懂得協調人際關係的行為規範，就不能立身處世，就不可能獲得事業的發展和進步。
儒家認為，“人者，仁也”，人具有仁愛之心，而這種仁愛之心通過“禮”來控製人的行為，因而“禮”也是人的一種規定。《禮記·曲禮》認為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根本標誌是“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人而無禮，就和禽獸沒有區別。“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既然，“禮”是人的一種本質規定，是仁德的一種表現，學禮，按禮來行事，就應該是人的自學的行為。《禮記·曲禮》：“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取：趣也，治也”。即隻能由人主動來遵循禮，學習禮；而不是相反，以禮去就人，強行人，教人。禮是要在人認識禮的重要性基礎之上，由人自覺自願地遵守禮和實行禮，而不是以禮的規定去勉強人遵守和實行。遵守“禮”應該是人的一種自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