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史學者們看來，這很好解釋。董卓擅行廢立，殘暴勝過夏桀、商紂，人人欲食其肉、個個欲寢其皮是理所當然的。
這裏麵的原因，我看並不那麼簡單，並不是政治或道義一詞所能概括。這裏麵還有一個心理問題。
東漢後期，宦官、外戚相互傾軋，或興或滅，輪番執政，士人則依附宦官或外戚，而且多數依附外戚，比如袁紹依附何進。
整體來說，宦官的品行操守、政治見解、施政綱領不如外戚。但宦官中也並非沒有好人、能人，如曹操的養祖父曹嵩和靈帝時的呂強等等；外戚的貪婪殘暴也並不亞於宦官，外戚中的流氓惡棍也比比皆是，比如安帝時的閻顯、順帝時的梁冀。
有些曆史學者，在談到宦官、外戚傾軋時，總是強調宦官的變態可惡，而對外戚的殘暴荒淫卻輕描淡寫。宦官的所作所為，很多情況下是皇帝布的局，是皇帝意誌的延伸。皇權是士大夫們對抗不了的，那就把憤怒傾瀉到皇帝的走狗、替死鬼宦官身上。
既然後世沒有受過宦官荼毒的人們，談起宦官都有一種潛意識的排斥，當時自以為是、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對割掉了雞巴、不倫不類的一類，不問青紅皂白地厭惡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
士人依附外戚的多，依附宦官的少，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士人們的潛意識。士人們的這種潛意識，同樣折射到武人身上。
靈帝去世後何進、張讓之間的外戚、宦官大火並，使外戚、宦官同歸於盡。在天下的讀書人看來，這回該他們露臉了。在天下讀書人的眼裏，董卓武夫一個、匹夫一個，鬥大的字認不滿十升，怎麼能治理天下，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呢？居廟堂之高，指點江山，那是我們這些讀書種子的事。
依老古看，即使董卓不擅行廢立、不那麼殘暴不仁，不那麼咄咄逼人，袁紹們還是不與他合作，還是要討伐他。董卓的擅行廢立和殘暴不仁，恰恰為袁紹、曹操這些讀書人反攻倒算提供了政治上、道義上的理由。一句話，俺袁紹們跟你董卓這個大老粗沒完，除非你滾回西涼邊鄙之地去；即使在朝中，充其量給你個校尉這樣的中級軍官幹幹；統領百官，總理朝政，休想、沒門。
這是一種心理，而且是群體心理。這種群體心理與血統論相關聯。這也就可以解釋，即使掌權的外戚是一個、一幫惡棍，士人們還是依附外戚的多。畢竟，那些外戚，是皇後、太後的老爹、老哥、老弟嘛。皇後、太後是什麼人？是跟現任或已故皇帝上過床的女人。皇帝是上天之子，皇族的高貴血統早已通過皇帝或先帝的龍根延伸到皇後、皇太後的身體上以及外戚家族裏去了。
在士人們看來，血統是可以衍生、可以延伸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打地洞。貧雇農的兒子，自然根正苗紅，應該做接班人；黑五類的兒子應該沒好人，隻能下放到廣闊天地去勞動。
群體心理是一種巨大的力量，而這種心理力量通常以其最高級的形式——道義——表現出來，排斥力、破壞力排山倒海、摧枯拉朽，“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董卓這個大老粗，老古不教他，到死都明不了這個理。
董卓死於政治、道義上的反動，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我看來，董卓之死，是因為他踏進了群體心理的澎湃浪潮，招來滅頂之災。
言歸正傳，還是說袁紹。
最大的軍閥
上文說，袁紹的行為就是一個“秀”字。不過袁紹的“秀”，其中也有實的成分，不然他成不了曹操的對手。
袁紹逃離中央政府（公元189年）後，“奔冀州”，其實是逃到冀州的渤海郡（今河北省滄州地區）。董卓原是要通緝袁紹的，又考慮到處置袁紹會引起書生、軍閥們的巨大反彈，便在下屬們的規勸下，幹脆任命袁紹為渤海郡太守。
關東聯軍討董卓時（公元190年春），袁紹的大本營在河內郡（今河南省焦作、新鄉、武陟一帶）。聯軍解散後，袁紹脅迫冀州牧、膽小鬼、窩囊廢韓馥，搶了韓馥的冀州牧一職。
袁紹脅迫韓馥時，是與幽州（今河北省北部和遼寧省）軍閥公孫瓚打聯手的，公孫瓚率兵到了冀州（今河北省中、南部）北部，對韓馥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沒想到很多郡縣都歸附公孫瓚，袁紹頗有一點引狼入室的感覺，等冀州牧的位置到手後，對公孫瓚染指河北當然一萬個不同意。
公元192年春，袁紹與公孫瓚在界橋（今河北省威縣東）大戰；其年冬，又在龍湊（今山東省平原縣東）再戰，將公孫瓚這條“來自北方的狼”逐回幽州。然後，回過頭來收拾以張燕為首的黑山（太行山南端）農民軍。
與別的農民軍不同，張燕的農民軍有自己的根據地，組織嚴密，訓練有素，有較強的戰鬥力，名義上又歸降了政府，幾乎與袁紹打了個平手，而且打得相當的慘烈。袁紹統一河北四州（青、幽、冀、並）、官渡之戰（公元200年）前，袁紹隻是將黑山農民軍壓縮在山區打遊擊，並沒有消滅他們。
直至公元205年，袁紹屍骨已寒（袁紹死於公元202年），曹操平定冀州，張燕才率領十餘萬人歸降曹操。
漢魏之際，與農民軍作戰時間長、規模大的，袁紹算得上一個。奇怪的是，在我們的教科書中，在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的排行榜上，皇甫嵩、朱俊和曹操的名字赫然在目，袁紹卻榜上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