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後，宗教改革和反右運動開始。政府把回族阿訇都集中到大西門的自治區工商聯禮堂開會，讓大家揭發檢舉阿訇中的壞人壞事。那位二阿訇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說青海寺馬學成曾經說他看過什麼書，說共產黨要消滅宗教，等等。這張大字報一下子引起了會議的重視，批判發言中，有人指責馬學成造謠歪曲馬列主義，攻擊黨的宗教政策，有人甚至說馬學成是馬繼援的青年團骨幹，是馬步芳派來的特務等等。二阿訇當然也據理力爭，強調自己確實看過這樣的書，是從新華書店買的，是實話實說。
大會休息時，公安局和市團委的幾位回族領導把二阿訇叫到一樓小房間，專門同他談話。一位市團委領導說：“你馬學成啊，膽子也太大了些。”
二阿訇聽到話中有話，就說：“那本書確實有，你們可以到我家去看。不過這種話可能現在不該說，我是膽子太大了，說得早了。”
幾個領導互相看了一眼，小聲議論了幾句，其中一個轉身對我說：“既然你承認說錯了，那你就老實檢討，到大會上檢討。”
二阿訇想，也隻有這樣才能罷休，就同意作檢查。接著，上二樓開大會，二阿訇發言說，那個阿訇大字報中揭發的屬實，自己當時為了安慰他，編造了一些話；自己並沒有看過那樣的書，共產黨是主張信教自由的，怎麼會消滅宗教呢；經過大家的批評，自己認識到了錯誤，很為當時的話感到後悔，誠懇向黨和政府檢討。
二阿訇滿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誰知後來在陝西大寺開大會，宣布右派分子名單，就有他馬學成的名字。罪狀是給兒童灌輸宗教迷信思想，對抗馬列主義教育。主持會議的領導說，本來馬學成的問題屬於敵我矛盾，由於主動坦白，所以從寬處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交由群眾監督勞動。
打為右派，撒拉寺的伊瑪目自然當不成了。當年冬天，他到多斯洛克區（後來與天山區合並）蔬菜公司報名，當了菜場運輸隊工人。運輸隊13個工人，開始是人拉架子車，後來是毛驢車，從新華南路的菜場，將鄉下送來的蔬菜分送到區內12個蔬菜門市部。菜場領導是回族，知道馬學成是阿訇，安排工作時有意照顧。一塊的職工，除了一個漢族，其他也是穆斯林，都對二阿訇很尊敬。他在那裏幹了4年，從沒有被人監督的情況，派出所一次也沒有找過他。蔬菜公司每月70多塊工資，由於當時物價低，一袋麵粉10塊錢，一公斤羊肉1塊多錢，菜農常給他們一些新鮮菜，所以全家日子過得還比較寬裕。
1962年，機關單位精簡人員，二阿訇是右派，第一批就被下放。當時規定，1957年以後來烏魯木齊的，下放後回農村，二阿訇是1953年來的，當然留在了城市。他自己買了一輛毛驢車，做起菜販。沒有過多久，商販取締，他連人帶毛驢車轉入市交通局，後來改為第三運輸公司的4大隊，又成了工人。4大隊轄躍進、團結和新華3個社。新華社是人力車，全是河南、山東人。躍進社和團結社是馬車和毛驢車，大部分是當地回族。運輸公司實行計件工資製，多勞多得，不勞不得。哪裏有貨，公司收錢開票，扣下15％的管理費，給他們75％。二阿訇早早作了晨禮，就套車上路。那時烏魯木齊沒有多少汽車，建築材料主要靠他們的人畜車輛拉運。石頭、沙子、青磚、木料、鋼材，什麼都拉，而且都是自己裝卸，活兒很重，但是為了養家糊口，就是下雨下雪，頭痛腹瀉，二阿訇也沒有休息過一天。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二阿訇真正感受到“右派”的份量了。不僅公司領導變了臉，什麼活重讓他幹什麼，而且派出所、居委會也抓得特別嚴，每星期必須去那裏學習一個晚上。特別是1968年到1970年期間，好像烏魯木齊的每個學生娃娃都可以管教他們這些黑五類，任何人都可以抓住他訓斥一頓。有一段時間，他還要每天到造反派隊部，麵向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1969年的一天，二阿訇去郊外沙場拉沙子。一個造反派組織集中他們小東梁派出所的八九個五類分子，狠狠毆打，有的因此致殘。每講到這件事，二阿訇就說，是安拉護佑，讓我躲過了那場災難。
熬到1970年秋，烏魯木齊疏散人口，二阿訇是第一批對象。運輸公司四大隊有10多個工人，都被注銷城市戶口，全家遣送到托克遜縣先鋒公社4大隊的11小隊。
二阿訇一家被安排在維吾爾族人空閑的土窯洞。平時，社員還有開會、休息時間，他卻一天到晚必須到地裏勞動，一塊有一個富農、一個哲赫忍耶78阿訇。二阿訇身體好，能忍耐，但那位哲赫忍耶阿訇不甘欺侮，動不動同隊長他們講理，所以也無緣無故挨打。後來，二阿訇老伴反複到公社和縣上申訴，說我男人又不是反革命，所謂的“右派”也是冤枉的，不能像勞改犯一樣對待。不隻是上麵誰動了善心，說了什麼話，一年過後管教鬆了，他和社員一樣上下工，而且每月可以請一兩天假。二阿訇就利用這兩天假，偷偷回烏魯木齊，探聽消息。1973年林彪事件後，疏散到農村的城市居民開始陸續回遷。年底，二阿訇一家也搬了回來。可是派出所隻允許落他妻子兒女的戶口，他這個“右派”的戶口隻能掛著。不過，他買了一輛人力車，照樣拉貨掙錢，為一家人的吃穿奔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