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及漢簡書法
在廣袤的隴原大地上，東起天水，西至敦煌，南到祁連，北達居延，由於這一地區氣候幹燥。降雨量小而日照長，又多沙石地層，故埋於遺址或墓葬中的木質品，雖年代久遠而不朽腐，所以許多地方都曾發現簡牘。1906年至1915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兩次人甘在敦煌古烽燧遺址發掘漢代簡牘789枚，揭開了甘肅簡牘大規模問世的曆史序幕。簡影及釋文見於王國維《流沙墜簡》專著，原簡藏於英國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1930年，瑞典人貝格曼在居延地區發掘了一批簡牘，計有1萬多枚，稱“居延漢簡”。這樣，敦煌和居延簡牘、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被學術界譽為考古學上的四大發現。近幾十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又先後在居延的甲渠侯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關等遺址，發掘漢簡2萬餘枚，被稱為“居延新簡”。以後又在敦煌居延漢簡馬圈灣等遺址，發掘漢簡400枚，在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漢簡2萬多枚。在天水放馬灘發掘秦簡460餘枚。在武威發掘出數量不等的《儀禮》漢簡、《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武威漢代醫簡》等。到目前為止，在甘肅發掘的秦漢簡牘數已達65000多枚，占全國出土漢代簡牘總量的5／6。這些簡牘大部分形態完整，字跡清晰，時代跨度自戰國至西夏，內容有日書、詔書、法令類；屯戍製度類；官吏任免、軍紀、賞罰類；日常公文類；名籍、餞糧，器物簿類；訴訟爰書類和雜記類等等，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這些簡牘的發現，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研究工作日益深入，湧現出一批專業學者。
漢簡書法家、學者舉隅
在甘肅省，研究漢簡及漢簡書法的學者有：
張邦彥（1914—1988）字壑翁，一字石帆，甘肅天水人。甘肅省博物館考古副研究員。他自幼臨習曆代名家碑帖，從事文物考古工作後，著意於甘肅出土的漢簡，心追手摹，書風由此一變，融碑、簡於一體，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其作品參加甘肅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文藝作品評獎，獲書法二等獎。並參加全國首屆書法篆刻展等省內外書法評展活動。存世墨跡有《臘子口戰役紀念碑》碑陰文字，《天水麥積山石窟維修記》碑等。另有部分作品散見於多種報刊。他對漢簡很有研究，臨摹過大量的漢簡書法作品，漢簡體書法他也寫得很好，引起廣泛的收藏興趣。
徐祖蕃（1935——）山西五台人。擅書法、篆刻、書法理論。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館員、蘭山印社顧問。1965年以漢簡體書作在日本東京等地展出，曾為嘉峪關關樓書“天下第一雄關”巨匾，其書作多被國外博物館、美術館收藏。與友人合作或本人出版有《漢簡書法選》、《敦煌遺書書法選》、《淳化閣帖》、《淳化閣帖選）等，分獲“黃河金牛獎”一、二等獎，省優秀圖書獎等。他以漢簡體寫的許多牌匾甚有影響，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20世紀80年代之後，趙正發表了他的幾部足以堪稱奠定中國漢簡書法研究基石的簡牘論著：《漢簡書法藝術》、《簡牘書法》、《漢簡書法論集》。徐祖蕃選編、馬負書編輯的《漢簡書法選》先後出版，既為我們揭示了比較完整的簡牘書法藝術演變史，也構築了比較係統全麵地研究簡牘書法藝術的係統工程，為世人展示出簡牘書法藝術的無窮魅力，深化和擴展了研究的層麵，建立了我國簡牘藝術研究的完整體係。
漢代的書法藝術，在中國古代的書法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這和當時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西漢時期，國家空前統一強盛，經濟繁榮發達，人民生活穩定，文化昌盛，這一切必將在社會的各個意識形態領域裏反映出來。尤其是西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曆史上非常燦爛的一個時代。漢武帝憑借“文景之治”所積累的雄厚基礎，加上他在位54年的長久時間，對外加強交流，對內多所創建，形成西漢的極盛時期。他曾派遣張騫，打通通向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並派遣霍去病、李廣利等人，率兵進軍河西、新疆，沿途屯田戍邊，修築了許多城郭、烽塞、關隘。珍貴的漢簡就遺留在這片神聖的土地上。趙正先生說過：“一句話，簡書藝術品的靈魂就是自然。不為刻意造勢，無意用力成形；發於自然，歸於自然，書體相浸潤，筆法互交融，一切在自然中流動變化，一切在自然中相輔相成。性靈活潑，含乾坤生氣；誌趣天真，蘊造化神工。簡書的書法藝術是自然之美，是天然之情。”
趙正的漢簡書法創作
在漢簡書法研究和漢簡藝術工程的構設者中，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學術委員，甘肅省書協名譽主席的趙正先生是最有影響的一位。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