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本書把文化視作與社會生活相關的一切表意行為的集合。與社會生活相關的表意活動範圍極廣，從文學藝術，到風俗習慣，到權力運作，到物質生產，都帶有表意能力。
這個巨大的表意活動堆集在社會上周轉運行，需要一個釋義標準體係來控製意義的解讀。釋義體係的核心部分即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社會表意活動的元語言，它的任務是保證社會表意得到該文化認可的“正解”。
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的釋義係統，也能對表意活動本身加以規範化。依靠意識形態的規範化力量，文化成為一種強大的規範體係：原本是為了使人們對意義取得一致解釋的價值體係，反過來迫使社會按其模式進行表意活動。一個意識形態隻要能完成以上規範化功能，就是“合理的”。而且，意識形態必須是萬能的，能回答一切問題，為任何表意活動提供是非標準。萬一它難以回答一部分問題時，它的全部合理性就受到挑戰。例如晚清時，主流意識形態無法回答為何中國屢戰屢敗，此時它甚至會失去小說敘述方法的規範能力。
這就是所謂文化危機。該文化能否生存下去，就取決於它能否變更其釋義規範以促使文化轉型。變更是痛苦的，轉型是不得已的，但維持不變隻是一廂情願。
在一個文化的全部相關表意活動中，文學最為複雜。固然，在任何社會中，文學可以作為娛樂、儀禮或教化工具，可是，由於文學最根本的機製是更新語言，創造新的表意方式，它必然破壞既成的語言規範與意識形態規範，文學的生產與釋義就很可能成為對既定價值的挑戰，就很可能迫使“意識形態萬能”這拋光的表麵綻開裂縫。
這種斷裂不會在一個文化發展的各個時期都表現出來。誠然文學與規範總是處於對抗狀態，但強大的文化核心凝聚力足以消解文學的叛逆姿態。而當一個文化瀕臨危機時，文學騷動不安狀況往往成為最先表露的部分。
文學文本內部的各種矛盾不應當被簡單地視為是意識形態內部矛盾的反映：意識形態本應是能解釋一切而無內部矛盾可言的；也不應當把這種矛盾視為社會現實矛盾的直接反映，沒有人能超越意識形態直接經驗“曆史現實”。批評性閱讀能夠在文本揭示的隻是意識形態與曆史運動之間的矛盾。
批評性閱讀的目的並不是解釋文本，也不是揭示文本背後隱藏的意義。批評性閱讀目的在於揭示意識形態與曆史運動的矛盾造成的文本扭曲。
這就是為什麼本書的主要課題——20世紀初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關係——特別值得討論：這時期，一個日益衰落的文化、一個努力求新的文學，兩者的關係日益緊張，文化處於危機狀態，各種調整關係的努力隻是使形勢更戲劇化。當時很多作家與理論家認為文學應當或正在起重要作用，來幫助克服文化危機，挽救民族。這種想法和做法，顯然是誇大了文學的作用，它本身就可能是危機時期中國文學與文化特殊關係的一個症狀，而症狀最嚴重的病人，倒不一定是滿腔救國熱情的作家，卻可能是他創造的那些敘述者。
由此，出現了這一種特殊的人物——苦惱的敘述者。他是虛構的，他又是實在的，就文化內涵而言，他比作者的自身存在更為切實。他是無麵目無身形的，至今文學史上還沒有描述過他的立場，沒有論說過他的思想，其實他可能比作者更值得我們花功夫去理解。
是為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