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者是任何小說、任何敘述作品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執行特殊使命的人物。他雖也是作者創造的人物之一，仔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他有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聯係，經常超越作者的控製。他往往強迫作者按一定方式創造他。作者，敘述的貌似萬能的造物主，在他麵前暴露出權力的邊際，暴露出自己在曆史進程中卑微的被動性。
敘述者身份的變異，權力的強弱，所起作用的變化，他在敘述主體格局中的地位的遷移，可以是考察敘述者與整個文化構造之間關係的突破口。
敘述者這一人物的“性格”常常非作者能控製。他有時苦惱，有時並不苦惱。
在很多情況下敘述者誌得意滿。他是敘述世界的主人——是相對穩定的文化構造派遣到虛構敘述世界這塊幻想飛地的全權總督。此時，作者人格可能因各異的個人經曆而異，寫作時，承受種種酸甜苦辣各個不同；小說中的人物由著故事情節作弄，或墮入可笑，或升華為悲壯，敘述者卻往往以不變應萬變，穩穩當當地把小說世界的紛紜萬象歸入到敘述方式的整飭秩序中去。
在很多其他情況下，敘述者信心十足，他是在敘述世界組織反叛的領袖，對主流文化體係進行挑戰。他成功地顛覆舊有敘述秩序，用新價值占領敘述世界。這種價值雖不被主流文化承認，卻可使敘述世界成為獨立王國。此時，作者可能因履險涉危而膽戰心驚，小說中的人物可能在新舊衝突中備受折磨，敘述者卻以新的敘述秩序支持新的價值，以他的信心穩定反叛隊伍的軍心，成為舊有文化體係頑強的挑戰者。
然而，也會有這樣一種時期，會有這樣一批小說，其中的敘述者無所適從，似乎動輒得咎——當整個社會文化體係危象叢生，當敘述世界也充滿騷亂不安，而敘述者卻除了個別的局部的修正外，沒有一套新的敘述方式來處理這些新因素。此時，作者可能自以為是在領導新潮流，自詡革新派，小說中人物可能熱衷於在全新的情節環境中冒險，而敘述者卻隻能勉強用舊的敘述秩序維持敘述世界的穩定。這樣的小說中，新舊衝突在內容與形式兩個層次同時展開。敘述者此時就會苦惱。
在本書中，我們將分別遇到這三種敘述者。
如果不怕簡單化，那麼我們可以說大體上傳統中國小說的敘述者是第一類；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小說中的敘述者是第二類；介於兩者之間的晚清小說，敘述者經常是苦惱不堪。
這三種敘述者，或許表現了中國小說與中國傳統文化體係的三種不同的關係。
本書標題隻點到其中之一——苦惱的敘述者——是因為此種敘述者最典型地暴露了小說與文化的深刻矛盾。當然，其他兩種敘述者我們也將詳細討論，不然無以了解中國小說與中國文化之間關係的複雜演變。
正如標題所示，本書討論的主要是20世紀第一個四分之一中國文化與中國小說的關係，而不想過分深入這階段之前與五四以後，更不認為本書提出的分析範型完全適用於中國幾千年文學與文化的關係。
固然文學與文化的關係的一般原則正是本書的鵠的，隻是這種原則可能過於複雜，過於抽象，而本書所討論的中國白話小說，可能被認為是一個過於特殊的課題，不足以證明所用分析方法的普遍適用性，但是我並不想否認我的分析方法可能有普遍的理論含義。
本書大部分篇幅，都是討論敘述形式問題，過於深入到細節之中。為了醒目起見，我把本書的分析原則在此作簡要說明。在全書開頭講這問題，有先入為主之嫌，實際上，下麵的討論應是全書的結論。建議有興趣的讀者看完全書後不妨再讀此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