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事上，奉建支線承擔第六戰區的軍用物資運輸，直接支援前方戰場，其軍事上的作用不言而喻。該支線因第六戰區“軍運需要迫切”，“共運軍米軍品商貨等七五六二三公噸，計九一八一五延噸公裏”。此外，新渝支線的軍米，亦為支援前線而運。在四川省辦驛運的運輸業務中，最富特色的是特種工程的工糧、工料運輸。特種工程即為修築軍用飛機場，軍事目的突出；其工糧、工料運輸，軍事意義也就十分明顯。四川省辦驛運前期的川西支線總段即為特種工程而專設，“因新津特種工程緊急”，“共承運工糧三四九三四二噸，計一五六四八一延噸公裏”。與此同時，渝廣水陸聯運線亦參與新津特種工程的工糧運輸。1944年1月，成都周圍地區大量修築或改建軍用飛機場，由川西驛運區承擔此種特種工程的工糧、工料運輸，任務完成出色，“交通部以本處參加特種工程運輸異常努力特予嘉獎”。更重要的，正如時人所言：“驛運工具在後方空軍基地的建築中發揮了極大的效率之後，我們從事驛運的人們，又一度地警覺到我們要比前線壕塹中的士兵，對敵作戰發揮著更積極的威力，因為B-29式飛機正是我們用作轟炸日本本土的武器。”軍用飛機場修築完成，為盟國飛機轟炸日本本土提供方便，事實上加速了抗日戰爭勝利的進程。基於此，四川省辦驛運的工糧、工料運輸，也就具有了更為深遠的軍事意義。
政治上，四川省辦驛運發動民眾參加驛運，從某個角度而言提高了民眾的戰時政治覺悟。“中國從古以農立國，人口眾多，牲畜繁盛，平時幾無一家不備驛運工具，所謂南船北馬，民間蘊藏的運輸力量，極為雄厚，如果驛運機關能夠一方麵用政治力量，加以登記、編組、誘掖，和保護，一方麵運用經濟力量，予以充實、改良、指導，和合理調派。此種雄厚的民間輸力，便可擔起戰時運輸，換言之，便足解決抗戰期中的運輸困難問題”，解決運輸困難問題，是從經濟意義上立論，然而對於四川省辦驛運而言，其在營運過程中發動大量的民眾參加戰時驛運，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民眾的抗戰覺悟，實具政治上的深層內涵。
四川省辦驛運雖在營運中損害過民眾的部分利益，但其所承擔的各項運輸任務都能圓滿完成，特別是軍公運輸；沒有大量民眾的參與，那隻能是紙上談兵，無濟於事。就因有成千上萬民眾參與戰時驛運，四川省辦驛運總能在經費不足、工具匱乏的困境中努力經營，最終完成任務。據時人的議論，戰時驛運，“一方麵普遍發動民間運輸力量，加以編組訓練，使其負擔一部分運輸工作，有條理，負責任；同時對交通阻塞之地，漸漸地傳播現代文化，宣導國家政策，直接間接可以提高人民的知識水平，發揮其自治能力”，基於此一看法，四川省辦驛運有了更多的政治意味。再如國民政府所言，戰時驛運是“組訓民眾的洪爐，發揮民眾力量的偉大機構”，此說雖不免有誇張成分，但在發動民眾參加戰時驛運的過程中，使民眾或多或少能認識到驛運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由此逐步提高民眾的抗戰覺悟，此一看法應是可以成立的。
對四川省辦驛運一般意義上的探討，可以認識到其驛運事業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發展了傳統，在抗戰時期的經濟、軍事、政治上具有積極意義。如果由此再深入思考下去，包括四川省辦驛運在內的戰時驛運，其傳統驛運方式的戰時運用等，卻支援了近代的戰爭，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眾所周知，至近代，中國傳統逐漸成為落後的同義語。“麵對西方強勢文明的衝擊，近代中國不乏陶醉於歐風美雨中者，對中國傳統文明的鄙薄已成為近代國人的流行觀念，‘打倒孔家店’的呼聲即可印證，廢漢字、廢國醫的激進舉動，反映了當時人們反傳統的心態”。作為傳統的驛傳係統以及傳統的運輸工具如板車、木船等，都成為反傳統的先鋒戰士們所貶斥的對象；但在中日兩個民族生死較量的戰爭中，卻成為近代交通並不發達的中國解決運輸困難的有效手段。這樣的曆史也許告誡了反傳統的戰士們一個道理：傳統在某個時間某個地點會有其特定的意義。因此，也就可以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是不是應該重新定位？這也許是本文留下的懸念，也許是以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