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交通部驛運總管理處下發《舉辦全國驛運實施綱要》，要求各省大力宣傳戰時驛運之重要意義，以此“促進全國總動員”。其時負全國精神宣導工作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會亦於1941年1月擬定《戰時驛運宣傳大綱》，從驛站製度的曆史與功用、建立戰時驛運製度的意義、建立戰時驛運的基本條件、戰時驛運的管理問題、民眾對戰時驛運應盡的義務等五個方麵進行驛運宣傳，其中就戰時驛運的意義而言，認為驛運可“使軍運民運，繼續暢通，全國物資，保持適當調劑，以答複敵人封鎖”，“貫徹我‘自力更生’的國策”，“為抗戰樹立必勝的基礎，為建國奠立必成的橋梁”，更重要的是，驛運是“組織民眾的洪爐，發揮民眾力量的偉大機構”，發動民眾參與戰時驛運與全國抗戰總動員的根本意旨完全相符。該宣傳大綱最後亦製定驛運宣傳標語，如“參加驛站服役，就是幫助前方作戰”，“參加驛運是民眾最好的團結”，“大家要隨時準備為驛站服務”等等，其意在於突出驛運在抗戰中的地位，指出後方民眾參加驛運，就同在前線抗戰殺敵一樣重要。
就四川省辦驛運而言，其宣傳工作於1941年全麵鋪開。據報道，四川“省黨部以驛站運輸為戰時急要工作，茲將會同省府驛運管理處擬定《四川省驛運宣傳實施暫行辦法》，通令各縣市黨部徹底規劃，依照施行，並於文到一月內舉行宣傳周，發動有關各方普遍宣傳”，其辦法主要者有三項：“一，普遍宣傳驛運之意義與重要及民夫待遇等項，二，指定人員經常專對驛站民夫宣傳，三，重要段站，應經常組織宣傳隊，或以黨部與宣傳委員會所轄區隊主持之。”所擬宣傳辦法是否施行，卻不見下文，但據四川省驛運管理處的記載來看，應有所施行：“辦理驛運重要條件，在發動民力，欲發動民力，厥在普遍宣傳，本處宣傳工作，除遵照全國驛運會議主席團報告書之規定，與黨部切取聯絡策進外，並經常派員對外宣傳，以期普遍深入。”四川省驛運管理處所屬渝廣水陸聯運線針對“驛運事業，一般民眾尚未深切了解，以致影響工具民夫之征雇，營業之招徠”的情況，擬定驛運宣傳要點三條：一、宣傳對象“為貨主車主及社會人士與一般民眾”；二、宣傳方式：“印刷傳單標語，商請當地黨政軍機關學校於壁報內出驛運專號，以資廣大宣傳，於各種集會時，利用時間講演”；三、宣傳手段“以暴露商人運輸中之剝削關係，分散車主與車店運輸行及貨主與運輸行中的友誼，以取得車主貨主與驛運之密切聯係；頌揚驛運政策及目的，完全為車主貨商謀利益，驛運以合理之管理與改善並謀增加運輸效能，以負擔驛運於抗建中之使命”。雖然其宣傳手段上有些不切實際，但為動員民眾參加戰時驛運所做宣傳的初衷應不可否認。
當然，宣傳並非能完全到位，“提起今日的驛運事業來，因為創辦不久，且過去宣傳工作尚欠普遍，除當局和驛運從業員工外，恐怕尚有多數的人以火車輪船汽車的頭腦來衡量驛運的效能，不免睥睨或懷疑這複興的事業”。正因為如此，驛運宣傳一時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發動民眾參加運輸時常亦發生困難，常有運夫“拐帶公物”潛逃之情事發生，在征集運夫方麵也常常難以達到目的，“驛運事務複雜繁瑣，尤以征雇夫馬船筏，統製運輸工具，籌設倉庫及辦理夫馬食宿等項，直接間接與民眾發生利害關係，吾國民眾智識水平不一，驛運創辦未久，宣傳尚難普遍，規避與紛擾，勢所不免”。
1941年8月，行政院頒布實施《驛運車馱管理規則》，對民間傳統運輸力量實行管製，驛運總管理處，即“遵照行政院公布之驛運車馱管理規則，推行管製，以發動大量民眾輸力”。對民間傳統運輸力量實行管製，其初衷是便於發動民眾參加戰時驛運。但其結果卻是“直接間接與民眾發生利害關係”，“如運輸行商及同業工會等，則希望自由運輸，反對驛運機關管製工具，故控案屢出不窮”。其與民間運輸實際相違的強迫性管製，引起民眾及運輸行商等的反對，此實與發動民眾參與戰時驛運的旨意相違背，是戰時各級驛運機構所意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