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的指甲向後捋著自己的頭發，呈現出嚴肅的表情，羅爾斯陷入了關於正義的論述。相隔著遙遠的時空，我恍惚看見他正襟危坐，平行劃過的目光逼視著自己身處的時代。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不正義現象並沒有因經濟的繁榮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為社會衝突層出不窮的一個根源。羅爾斯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致力於正義研究的，其意圖顯而易見。他在《正義論》中設立了“每個人都擁有基於正義的神聖不可侵犯，甚至社會福利作為一個整體也不能被踐踏”的命題。正義，曆來就是一個眾說紛壇、各執一端的價值觀念。在最早的文字記錄中，正義指一般意義上的相當和正當，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為模式，後來這個詞逐漸與平等、慈善區分開來。但其概念依然是寬泛的，不同的思想家會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正義就是社會中各個等級的人各司其職，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亞裏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義。休謨認為公共福利是正義的唯一源泉。穆勒斷定正義是關於人類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規則，如此等等。在當代世界，正義依然是人們爭論的中心，尤其是在社會發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會大幅度變革的時代。羅爾斯熱衷於介入正義問題的爭論，絕非出於純學術的偏好，而是響應社會的感召。客觀地說，如果《正義論》隻是純學術的產物，就絕不會引起轟動。
在精神上與羅爾斯纏綿著，夜色開始迷離，茶漸漸失去了味道，客廳的電視聲隔門傳來。我有些疲憊了，摳摳自己的耳孔，用冷水擦了把臉。後現代的路確實太難行走了，那些虛無、晦澀的文字不經意之間就令我迷離。我自知自己的天賦裏缺失哲學的細胞。每當這個時候，我的習慣是，用清冷的水洗一把頭發。寒顫、發抖，這是對心靈的刺激，是思考者的清醒劑，逼使著我重新回到文本的敘述之中。
羅爾斯用雙手比劃著說：一個社會的製度要成為一種正義的製度，必須符合兩個原則：第一，這個社會在出發點上必須是自由而平等的。第二，即使我們在實際中沒法做到完全平等，也必須保證這種不平等是那些弱勢群體可以接受的。用他的話來講，就是“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
說完這番話，羅爾斯佇立在一塊高地上向後俯視，果然就看見了他的句子在陽光下閃爍。1971年，《正義論》出版後很快就贏得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人們把它與洛克的《政府論》、密爾的《論自由》聯係起來，稱為“自由民主傳統的經典著作”。到今天，幾乎任何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學者要討論問題，都繞不開《正義論》。
回望羅爾斯的一生，似乎幸運女神和不幸一直同時將他眷顧：年幼時他生了一場大病，家裏人不許他的弟弟博比進入他的房間，可博比為了陪他玩，幾次還是進去了。結果不久，兩人都發了高燒躺在了床上。醫生誤診了孩子們的病情，很長時間才確診他們患了白喉，結果博比死了。博比的死，深深震撼了羅爾斯的心靈。正是這件事，成為後來他口吃的一個原因。1943年，他參加了“二戰”，被派往太平洋戰場，當了一名通信偵察兵。一次當他們偵察敵軍位置時，差點遭到日軍伏擊。隻是因為敵人槍過早響了，才使他們幸免於難。戰爭快結束時，他發現自己根本就不是塊當兵的料，便毅然放棄了升任軍官的機會。為了完成《正義論》，他帶著二百頁打印稿，來到了斯坦福大學的高級研究中心進行修訂。1970年4月初，研究中心主任一早打來一個電話，告訴了一個令他沮喪的消息：夜裏幾顆燃燒彈在研究中心爆炸，主任最後說：“你的東西全完了！”然而，幸運再次降臨到羅爾斯頭上，他的辦公室偏偏在那次火災中幸存了下來，隻是承受了嚴重的水患。盡管珍貴的打印稿全都濕透了，但字跡還是可以辨別的。也許，上蒼注定要讓羅爾斯來奉獻出這份思想的傑作。
手機的鈴音響起，是麻將館的主人邀我去玩。閑暇或者需要調節思維的時候，我會去那兒玩幾圈。對此，我不像某些故作正義的人批評玩麻將是一種精神的墮落。是非如果如此簡單，好人壞人如果如此區分，那就是十足的弱智。但今晚，我真的不想玩。羅爾斯感動了我，召喚我與他一同呼吸。我說有事啊就掛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