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論資排輩的“分糕效應”
中國在2000年～2004年間國際論文總數為世界第五位，引用總數為第十四位，但平均每篇論文僅被引用3.35次，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百二十三位，屬於科學不發達國家。在自然科學的22個領域中，中國科學家論文的平均引用率都低於世界平均值。中國科學論文在世界的地位遠不如其人多數量大所顯示出來的優勢。在技術創新上，盡管《科技成果轉化法》頒布了20多年，但科技成果的產業化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缺乏明顯的實質性的進展。然而，專業技術人員在提供評審職稱的材料時，卻出現了“車載鬥量”的現象，袋子越來越重，數量越來越多，比20世紀90年代前增加了幾倍，一年出版幾本著作的人屢見不鮮。這種“超高產”現象產生，源自於論資“分糕”和以量取人，製造的學術垃圾直接擠占了我國稀缺的科技資源，使我國的自主創新舉步維艱。
（一）“分糕效應”的產生
先看人事體製。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的人事分配政策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將人才劃分成若幹個規格，之後按照各自的規格進行收益分配。“按勞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被異化為學曆和職稱兩種分配形式，最終形成唯學曆論和論資排輩現象。在許多單位，如果有一個高學曆，其職稱的晉升基本上隻需要熬年限即可，科研業績通過泡沫化的“處理”，使一些人可以輕鬆過關。上海的一項調研表明，專業技術人員在對本單位評定職稱影響的因素中，認為排在第一位的是學曆（85.1%），第二位是領導的看法（67.1%），第三位是資曆（63.2%），第四位、第五位才是工作業績和能力（58.7%、54.4%）。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一個“合格”學曆，工作業績就要比正常晉升者高出數倍。結果就導致科技人員產生了一個觀念，“學曆是職稱之母”，“幹得好不如學曆好”。繼續教育的程度是一個社會進步的重要指標，但是在這種按學曆規格進行人事分配的計劃背景下，提升學曆不太在乎自己的創新能力增強和貢獻提高，而是為了提高自己參與社會分配的資格，即在現有的人事政策下，分蛋糕的多少取決於分蛋糕的資格，而不取決於做蛋糕的多少。這種分配製度嚴重束縛了科技人員的創造水平，使得分蛋糕的人越來越多，分蛋糕者的資格越來越高，而總的蛋糕卻並不見增多，反而出現下滑趨勢。
再看動態博弈。這些年來專業技術職稱作為分蛋糕的基本資格，基本上停留在“排座座，吃果果”的價值取向上。在許多單位，隻要具備了一定的學曆，幹上一定的時間，就要晉升一定的職稱。而且隻要職稱一到手，即使坐著不造蛋糕也可以照吃不誤。這樣“尊重人才”實在不敢讓人恭維。現在，我們可以考察一下這種動態博弈的全過程：第一個階段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職稱評審剛剛恢複，科學研究的業績普遍較低，這個階段的業績指標與科研水平是基本一致的。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科研條件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出現了數量上的顯著增加。由於職稱晉升上的指標限製和僧多粥少，晉升的競爭焦點是數量，而不是質量。在許多單位，晉升的論文已由三篇被擴大到十多篇，甚至數十篇，職評材料出現的“著作等身”的現象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個階段，如果有正確的價值觀來指導，則很容易使科技創新得到提升。但是事與願違一大批特號增刊和“地下出版物”應職評的需求而泛濫成災。表麵上是造蛋糕的人積極性提高了，實際上是分蛋糕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以至於掛名、拚湊公開進行，抄襲剽竊明目張膽。一些從不寫論文的人，在職評前的一兩年內，突擊一下也能發表七八篇。第三個階段是進入新世紀之後，對學位、學曆進行的提升。一位部門負責人曾經談到，過去晉升個教授是一輩子的事情，而現在30多歲就晉升了教授，那他以後還有什麼動力去工作？在這種指標限製晉升的思維模式下，認為學曆的水分太大，便寄托於學位的質量。這樣在追求數量的同時，又開始了學位的角逐。而科學研究注重創新、注重結果的價值觀念，早已交給西方發達國家了。
眾所周知，當代美國的科學技術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今天，在美國從事實驗科學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在成為助理教授之後，平均3～4年時間才能出第一篇論文。按照我們目前的晉升周期來計算，發表三篇論文的要求大多數博士後是完不成的。科技高度發達的美國是這樣，而作為發展中國家，在五六年的時間內，“專著”三四本，論文十幾篇。這樣創新排名不但沒有提升，反而出現了許多泡沫，這又能說明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