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生命之火前麵烘我的雙手；等到火熄時，我就準備離去。
這種態度實在和對死亡表示憤慨同樣合理。因此，如果心境可由理智決定，那麼使我們歡悅的理由，當和使我們絕望的理由一樣多。
《傳道書》派是悲痛的；克勒區氏的《近代心情》是淒愴的。他的悲哀，骨子裏是因為中古時代的確切無疑的事情，以及較為近代的確切無疑之事一齊崩潰了的緣故。他說：“至於現在這個不快樂的時代，一方麵充滿著從死的世界上來的幽靈，一方麵連自己的世界還未熟悉；它的困境正和青年人的困境相仿：他除了把童年所曾經曆的神話作為參考之外，尚未知道在世界上如何自處。”把這種論見來應用在某一部分的智識階級身上是對的。換言之，有些受過文學教育的人，對近代世界茫無所知，並因青年時慣於把信仰建築在感情上，所以如今無法擺脫那為科學的世界不能滿足的“安全”與“保障”的幼稚欲望。克勒區氏，如大半的文人一樣，心中老是有一個念頭，認為科學不曾履行它的諾言。當然他不曾告訴我們所謂諾言究竟是什麼，但他似乎認定，六十年前像達爾文、赫胥黎輩的人，對於科學固曾期望一些事情而今日並未實現。我想這完全是一種幻象，上了一般作家和教士的當，他們因為不願人家把他們的專長當作無足重輕，所以張大其辭地助成這幻象。眼前世間有許多的悲觀主義者，固是事實。隻要在多數人的收入減少的時候，總會有大批悲觀主義者出現。不錯，克勒區是一個美國人，而美國人的收入是因上次大戰而增加的，這似乎與我上麵的說話衝突；然而在整個歐羅巴的大陸上，智識階級的確大大地受了災難，再加大戰使每個人有不安定的感覺。這等社會原因之於時代的心境，其作用之大，遠過於以世界的本質作根據的悲觀理論。雖然克勒區惋惜不置的信仰，在十三世紀的確被大多數人（除了帝王和意大利少數的貴族）維護著，可是曆史上究竟很少時代像十三世紀那樣令人絕望的了。羅傑·培根(5)就說過：“我們這時代的罪惡橫流，遠過於以往的任何時代；而罪惡與智慧是不兩立的。讓我們來看看世界上的一切情形罷：我們將發見無法無天的墮落，尤其是在上者……淫欲使整個的宮廷名譽掃地，貪得無厭主宰了一切……在上的是如此，在下的還用說麼？瞧那般主教之流，他們怎樣地孜孜逐利而忘記了救治靈魂啊！……再看那些教會的宗派：我簡直一個都不放在例外。它們離經叛道到何等田地。即是新成立的教派（托缽僧）也已大大地喪失了初期的尊嚴。所有的教士專心一意於驕傲、荒淫、慳吝：隻要他們舉行什麼大會，不問在巴黎或牛津，他們之間的鬥爭、詬罵，以及其他的劣跡，使所有教外的人痛心疾首……沒有一個人顧慮自己的行為，也不問用的是什麼手段，隻消能滿足貪欲。”述及古代的(6)異教哲人時，他說：“他們的生活強似我們的程度，直不可以道裏計，不論在廉恥方麵，在輕視人世方麵，在喜樂、財富、榮譽等方麵；那是我們可在亞裏斯多德、柏拉圖、蘇格拉底各家的著作中讀到的，他們就是這樣地獲得了智慧的秘鑰，發見了一切的知識。”羅傑·培根的見解，也便是與他同時代的全體文人的見解，沒有一個人歡喜他所處的時代的。我從不相信這種悲觀主義有什麼形而上的原因。原因隻是戰爭、貧窮與暴行。
克勒區氏的最悲愴的篇章之一，是討論愛情問題的。仿佛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把愛情看得很高，但我們用著現代的錯雜的目光把它看穿了。“對於維多利亞時代大半的懷疑主義者，愛情還代表神執行著一部分的工作。神，他們早已不信；但麵對著愛情，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會立時染上神秘色彩。任何旁的東西都不能喚醒他們崇敬的感覺，愛情卻能；他們從心靈深處覺得，絕對的忠誠是應該獻給愛情的。他們以為愛情和上帝一樣，需要一切的犧牲；但也像上帝一樣，愛情酬賞信徒的辰光，會對人生的現象賦予一種無從分析的意義。我們對於一個無神的宇宙，比他們更覺習慣，但我們尚未習慣一個無愛的宇宙。而我們不到這一步，就不會明白無神論的真正意義。”奇怪的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7)，在我們此時的青年人心目中，和生在當時的人的心目中，麵目完全兩樣。我記得有兩位我年輕時很熟的老太太，都是那時代某些特征的代表人物。一個是清教徒，一個是服爾德派。前者歎息“多少的詩歌都以愛情為對象，不知愛情是一個毫無趣味的題材”。後者的意見卻是：“沒有人能議論我什麼長短，但我一向說破壞第七誡（戒淫）不像破壞第六誡（戒殺）那樣罪孽深重，因為那至少要得到對方同意。”這兩種見解，和克勒區氏當作典型維多利亞風而描繪下來的都不盡同。克氏的觀念，顯然是從某些根本與環境不融和的作家身上推演出來的。最好的例子，我可以舉出勞白脫·勃魯寧(8)。然而我不免相信他所設想的愛情多少有些迂腐。
感謝上帝，他的造物之中最平庸的也以具有兩副臉相自豪，
一副用以對付社會，一副用以對付他所愛的女人！
意思之中，這無異說戰鬥是對付一般社會的唯一可能的態度。為什麼？因為社會是殘酷的，勃魯寧會說。因為社會不願照著你自己的估價而容納你，我們會說。一對夫婦可能形成兩個互相欽佩的伴侶，像勃魯寧夫婦(9)那樣。有一個人在你身旁，隨時準備來讚美你的工作，不管它配不配，那當然是挺愉快的。當勃魯寧聲色俱厲地指斥斐次奇婁特(10)膽敢不讚賞勃魯寧夫人的大作《奧洛拉·蘭格》時，他一定覺得自己是一個出色的、有丈夫氣的男子。這種夫婦雙方都把批評精神收藏起來的辦法，我總不覺得可以佩服。那是表現畏懼的心理，想躲避大公無私的冷酷的批評。許多老年的獨身者躲在火爐旁邊，其實也是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在維多利亞時代過的日子太長了，絕不能照著克勒區的標準成為一個現代人。我毫未失去對愛情的信仰，但我所信仰的愛情絕非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所讚美的那種；說明白些，是含有冒險意味而又帶著明察的目光的愛情，它盡管使人認識善，可不連帶寬恕惡，它也不自命為神聖或純潔。從前，受人讚歎的愛情，所以被加上“神聖”“純潔”等等的德性，實在是性的禁忌的後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深信大半的性行為是惡的，故不得不在他們所擁護的那種性行為上麵，裝點許多誇大的形容詞。性的饑渴，在當時遠比現在為強烈，這就促使一般人把性的重要性大大地誇張，正如禁欲主義者的老辦法一樣。如今我們正逢著一個渾沌的時代，許多人一方麵推翻了舊標準，一方麵還沒獲得新標準。這情形給他們招致了各式各種的煩惱， 且因他們的潛意識依舊相信著舊標準，所以一朝煩惱來時，就產生了絕望、內疚和玩世主義。我不以為這種人在數量上值得我們重視，但他們確是在今日最會叫嚷的一群裏麵。假令我們把現代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小康的青年人通扯著來考察一下，可以發見從愛情方麵得到的幸福，今日遠比六十年前為多，對於愛情的價值，今日也比六十年前有更真切的信仰。某些人的所以玩世不恭，實在因為他們的潛意識始終受著舊觀念的霸主式的控製，因為缺少那種可以調整行為的合理的倫理觀。救治之道並不在於呻吟怨歎，思念以往，而是要勇敢地接受當前的局勢，下決心把名義上已經丟棄了的迷信，從曖昧的隱處連根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