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於，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於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唯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樂，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欲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而一旦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去抵債，並且張貼布告宣布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到了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於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於稅吏，稅吏無動於衷；她求助於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占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冷酷無情！在她麵前隻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且年輕的生命。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裏受罪、哭泣！”[2]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筆，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任何寫照都是諷刺，曆史是控訴。”[3]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
《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不僅僅體現在對愛瑪的命運的描寫上。這部小說有個副標題，叫作“外省風俗”。除了愛瑪的生活經曆之外，它還給人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外省風俗畫呢？給人以鮮明印象的，首先是一幅形形色色的群醜圖。這裏有滿嘴“進步”“科學”，實際上不學無術，卻懷著政治野心，欺世盜名的藥店老板奧梅；有自譽為“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實際上對人的感情一竅不通，淺薄可笑的本堂神甫布爾尼賢；有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卻滿肚子男盜女娼，與奸商暗中勾結，飽肥私囊的公證人紀堯曼；有唯利是圖，奸詐狡猾，重利盤剝，置人於死地的奸商兼高利貸者勒樂；有靈魂肮髒，腐化墮落，隨心所欲玩弄女性，縱情聲色犬馬的地主羅多爾夫；還有生活空虛，百無聊賴，整天擺弄旋床以消磨時光的稅吏兼消防隊長比內，等等。當然，鄉鎮醫生包法利也應算其中一個，這是一個思想平庸，能力低下，感情遲鈍，麻木不仁，做過“名揚天下”的美夢，但終因醫術平庸，隻好安於現狀的人。夠了，在一個外省鄉鎮，數得著的有頭有臉的人物，基本上齊全了；要說缺，隻缺一個鄉村教師，因為那個時代在鄉間，教師還不受人重視。作者把整個鄉鎮的頭麵人物寫得如此周全，幾乎一個不漏，不能不說是一種著意安排。這些人算得上鄉鎮的精英吧，可是他們之中，竟然沒有一個坦蕩君子，沒有一個德才兼備之士，沒有一個有德行的角色！他們全都是蠅營狗苟之輩！一個鄉鎮是如此，推而廣之，整個社會，不是可想而知了嗎？這就是為什麼《包法利夫人》雖然寫的是外省一隅，卻具有震動整個社會的力量。
作為外省風俗畫，作品中以濃重的色彩、渲染的筆調，描寫了一個“農業評比會”。這是當局宣揚成就、刺激農業生產發展的一次盛會。會場上張燈結彩，敲鑼打鼓，鳴槍放炮，一派在永維鎮難得見到的節日景象。就在這非凡的熱鬧氣氛中，各種頭麵人物，上至省府參事，下至本地鄉紳，粉墨登場。其中，藥店老板奧梅，上躥下跳，出盡風頭；教堂執事賴斯迪布都瓦，趁機向參加會議的農民出租教堂的椅子，大撈外快；省府參事在主席台上發表演說，大肆吹噓全國農村的進步和政府對農民的關心；而羅多爾夫鑽在二樓，甜言蜜語勾引包法利夫人，兩個人一個慷慨激昂，一個竊竊私語，形成了一曲令人忍俊不禁的二重唱；主席台下的整個會場，人群吵吵嚷嚷，牛哞羊咩，亂成一片。一個莊嚴隆重的評比會，變成了一幕滑稽可笑的鬧劇。不僅如此，在大會主席宣布的長長一串獲獎者名單中，有一位給地主幹了五十四年活的老太太，人又老又瘦，臉上的皺紋比風幹的蘋果還多，身上穿著破衣服，兩隻手長年接觸穀倉的塵土、洗濯的堿水和羊毛的油脂，粗糙發硬，疙裏疙瘩，合也合不攏。而她半個多世紀的辛勞所換來的獎賞，隻不過是一枚僅值二十五法郎的獎章！作品中精心安排這樣一位被剝削製度壓榨幹的農婦，作為獲獎者的代表，不正是對省府參事所唱的高調，對這次所謂評比會的抗議嗎？會議結束後，頭麵人物全都留下來大吃大喝，而群眾散去，“人人回到原來的地位，主子繼續虐待雇工，雇工繼續用鞭子抽打牲口”。這是多麼尖刻的諷刺，多麼有力的批判。而這種諷刺和批判所針對的，從作品中不難看出，是政府，是最高當局，甚至國君。
《包法利夫人》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七月王朝，但它所揭露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帝國的社會現實。難怪作品一問世，就立刻掀起軒然大波，“遭到政府攻擊，報紙謾罵，教士仇視”，帝國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拿作者問罪。這正是這部作品的巨大成功，正是這部作品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成為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又一部傑作的根本原因。
作為繼《紅與黑》和《人間喜劇》之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又一部傑作，《包法利夫人》不僅思想內涵上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批判效果，而且藝術風格上在繼承現實主義傳統的同時，取得了革新性的突破，在法國甚至世界文壇，獲得了普遍讚譽和高度評價。拉馬丁說這部作品是他“二十年來讀到的最優秀的作品”[4]。波德萊爾讚揚福樓拜“肩負了開辟一條新路的使命”[5]。聖勃夫評論說：“在許多地方，我覺得從不同形式下看到了新文學的標誌。”[6]左拉宣稱“新的藝術法典寫出來了”[7]。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則認為：“完美無缺的《包法利夫人》問世後，在文壇產生了類似革命的效果。”[8]這些評價不約而同地高度肯定了《包法利夫人》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