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後來僅僅憑仗曆史的公正，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為人類共享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傳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樓拜動手寫《包法利夫人》，是1851年9月19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1856年5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塗，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5月31日，才寄給《巴黎雜誌》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誌》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10月1日至12月15日，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為他的小說需要刪節，請他把刪節的全權交給編輯部。福樓拜未予理睬，僅在來函背麵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10月1日至11月15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節。及至12月1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裏發生的場麵（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裏出來後，乘出租馬車瘋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為了不使編輯部為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於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腳注：“審讀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為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事情並未到此止步，接著12月15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誌》出於我不讚同的某些考慮，在12月1日那一期裏已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為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後麵發表的部分不負責任，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這部轟動性小說，《巴黎雜誌》在發表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節，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了得！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收到傳票，審判於1857年1月31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埃內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豢養的一條鷹犬，後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裏，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眾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後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至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過揭露令人發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可謂聲譽卓著，而又雄辯機警。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於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致觀察生活的結晶，讚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個律師，在當時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影響很大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受到輕罪法庭追究，指控我違背了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給你定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並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給你定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麵對《包法利夫人》這部傑作，麵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麵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裏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於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範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界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1]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願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做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後又一版再版，而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寫的是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通奸，最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裏，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隻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明了。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寫她的愛情故事，而在寫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後果及當時的社會狀況。
愛瑪出生於外省一個殷實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子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產階級，都把女孩子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後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時髦，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熱烈，想象力豐富，在修道院裏，“修女們在訓誡時，反複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在她的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而又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欲主義的說教，隻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1830年前後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卷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透進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裏，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熏陶，成天滿腦子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生的環境和她日後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靡的種子，做成了墮落的溫床。試想一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後的愛瑪及其生活道路，必然會是另外一種樣子。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一個體麵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裏。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裏，她體驗到了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裏很吃香、在王後娘娘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後，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並不是個壞女人，盡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後，她還是一度發狠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在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這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給她帶來的隻有屈辱，因此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才徹底崩潰了。她也曾一度試圖到宗教中去尋求抵禦情欲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甫，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於衷，根本不理解，使她的希望歸於徹底幻滅。社會給她造成了墮落的溫床，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紮時，在社會上卻找不到任何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這樣，她便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虜獲物，最終墮落為不可救藥的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