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的人感歎地說：“這不說得很好嗎？我問養樹的事，卻得到了養民的辦法。”
【評議】
柳宗元既是唐代的大文學家，又是一位極有見地的思想家，他的許多政治主張在今天看來還都很有教益。他主張應該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反對苛刻繁複的政令，揭露了當時“長人者好煩其令”的社會弊端。文章用種樹來比喻治民，用“順木之天以致其性”類比治民要“順民之天以致民之性”，用種樹“其蒔也若子”類比做官要愛護老百姓，用種樹要“其置也若棄”類比治民要讓老百姓休養生息，用“憂之太勤”類比“長人者好煩其令”的道理。這一係列對比，將種樹過程中的是與非、正與誤、利與弊都襯托得十分清晰。文中寫“他植者”種樹的兩種錯誤態度時，詳寫“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方麵，這是為了與文中的“長人者好煩其令”的社會弊端相對應，揭示出“過猶不及”的治國治民的道理。
知人與用人
【引言】
知人是治理天下的關鍵，也是每一位領導者的頭等大事。人非聖賢，誰又有能力從事各種行業、懂得各種道理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職務；漢高祖劉邦談論功臣，認為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各有長短。何況一般人還不能和這些人相比，又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事典】
劉邵的《人物誌》中對不同個性的人具有的長處和短處作了論述：性格剛強、粗獷的人，不善於處理細節，所以總的說來他們有雄才大略，卻又有不拘小節、粗心大意的弊病；太嚴厲的人，缺乏靈活性，他們在依法辦事上嚴格公正，但說到變通卻格格不入；寬宏大量的人，不夠敏捷，他們為人寬厚周全，可謂仁至義盡，但在抓緊時機辦事上卻行動遲緩，跟不上要求；喜歡與眾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脫俗，標新立異，他們如果運用權謀會顯得卓異出眾，而致力於清靜無為之道，則會違背常理、不切實際。
其實，不僅人有長短，任何一個政策和製度也皆有長有短。王道德化的政策，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不切實際；講究謀略的政策，適合於治理充滿危難的亂世，用來治理太平時期就不會有很大的效果；矯枉過正的政策，適合於治理奢侈浪費的風氣，用來治理貪汙腐敗，則會使國家遭到破壞；公正嚴厲的政策，適用於打擊朝廷中的邪惡勢力，用來治理邊疆，就容易失去民眾；威嚴猛烈的政策，適合於討伐叛亂，用來治理善良的老百姓就成為暴政了；注重工藝技能的政策，適合於經濟發達的時期，用來治理貧窮的時期，則會勞民傷財，使老百姓陷於困境。
以上列舉的這些，都說明了一個問題：任何人和任何政策，都各有特長，又各有局限性。
從前伊尹負責修築宮殿時，讓身強力壯的人來背土，讓瞎了一隻眼但又能看見的人來推車，讓駝背的人來抹牆……讓各種人做適宜他們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優勢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對齊桓公說：“熟悉揖讓、進退等各種禮儀，我不如隰朋，請任用他為大行；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任用他為司田；指揮大隊人馬作戰，一聲令下，使三軍將士視死如歸，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請任用他為大司馬；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殺無辜之人，不冤枉無罪之人，我不如賓胥無，請任用他為大理；敢於犯顏直諫，不怕生命危險，不貪圖榮華富貴，我不如東郭牙，請任用他為大諫。您如果想要富國強兵，有這五個人在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成就霸業，有我管仲在就可以了。”
黃石公說：“要善於使用聰明的人、勇敢的人、貪婪的人和愚蠢的人。聰明的人喜歡立功，勇敢的人喜歡按自己的意誌行事，貪婪的人決心獲取利益，愚蠢的人不怕死。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是用兵最微妙的權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