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於1522年繼位，到1566年去世，前後當了45年的皇帝，但是這個人終日沉迷於想多活幾年，一心一意想長壽，每天都在想我如何長生不老，每天放著好好的皇帝不當，放著國事不幹，每天親自指揮煉丹工程。管他這個藥方是什麼呢，你哪怕配出來一硫二硝三木炭——火藥——他也敢吃了。其結果呢？也沒長壽成，最後活了59歲，由於服用丹藥過度，中了毒了，最後死了。
中國曆史上服用丹藥過度死的，那嘉靖帝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中國曆史上，服用丹藥過度死的人多了去了。人所共知的著名的清正廉明之君唐太宗就是吃丹藥過度死的，比嘉靖帝死得要早上九百來年。
由於明世宗有長達20年的時間不上朝，那麼朝廷的大權肯定就要旁落。朝廷的大權就落到了當時的大奸臣嚴嵩父子手裏，嚴嵩父子每天控製朝政，魚肉百姓。
說起嚴嵩呢，我就想起來書法界流傳著的一句話，“文如其人”。說這個人人品好，字寫得就好，有的時候，我就覺得這話不見得對。你看嚴嵩這個人挺壞吧，他的字寫得很好。我們到北京一說吃醬菜，肯定第一選擇“六必居”，這個“六必居”3個字就是嚴嵩寫的字，寫得非常好看。所以，我覺得文如其人不見得對。
接下來後麵繼位的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明神宗萬曆皇帝當了48年皇帝，是整個大明朝當皇帝最長的一位，也是整個大明朝罷朝時間最長的一位。他在48年的時間裏麵，有24年就一天都沒上過朝。在這24年裏，明神宗萬曆皇帝拒絕上朝，哪位大臣都見不到他。他隻見太監，你有什麼事，都得通過太監跟明神宗萬曆皇帝去說話，這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
正是在明神宗萬曆皇帝在位的第十年，努爾哈赤便以十三副鎧甲起兵。他在位的倒數第四年，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我們可以說，明朝滅亡，毀就毀在明神宗萬曆皇帝手裏。要是沒這個明神宗萬曆皇帝，清朝那是萬萬不可能壯大的，應該說，明朝滅亡也好，清朝崛起也好，這個明神宗萬曆皇帝都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一個方麵。
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二方麵就是宦官專權，特務統治。
說起來呢，這宦官與太監本來是兩個不太完全相同的概念。
宦官是中國古代專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員。先秦和西漢時期並非全是閹人。自東漢開始，則全為被閹割後失去性能力而成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又稱寺人、閹（奄）人、閹官、宦者、中官、內官、內臣、內侍、內監等。
宦官稱“太監”，是隋唐以後的事。太監本為官名，唐高宗時，改殿中省為中禦府，以宦官充任太監，少監，隻要是地位較高的內監就被稱為“太監”。後宦官亦通稱為太監。巡、元官署以其為主官者不少，隋、唐有大監，“大”或作“太”，亦與宦者無關。明內廷有十二監，主官均稱太監，由閹人擔任，主官以下宦官，無太監之名。明中葉以後，太監的權力擴大，擁有出使、監軍、鎮守、偵查臣民等大權。清代相沿，太監成為所有宦官的專稱，設總管太監等為首領，隸屬於內務府，宦官與太監遂為同義詞。
中國古代史上，宦官專權最嚴重的朝代有三個，一個是東漢，一個是唐朝，第三個就是明朝。其實呢，我們說朱元璋建立這個明朝的時候，他對於宦官是深惡痛絕的，他定都以後，在南京紫禁城裏，城門口那兒立了一個牌子，大牌子，牌子上寫幾個字，“內臣不得幹預朝政，預者斬”！內臣指宦官，內臣不得幹預朝政，如果幹預的，斬首。朱元璋非常清楚，宦官專權會給他的政權帶來什麼樣的災難。正是因為如此，他還規定，所有的宦官一律不得識字，認識字的人不能當宦官。在宮裏麵，宦官隻負責打掃打掃屋子等瑣碎事情，別的任何都不可以幹。
但是朱元璋的這個想法和這些做法，到了他的兒子明成祖永樂皇帝在位時期，就給完全推翻了。
永樂皇帝為什麼要推翻他父親下達的這個聖旨呢？原因很簡單，永樂皇帝，他這個政權是從他的侄兒那兒奪來的。明朝初年，有個靖難之役。在靖難之役中，可虧了宦官們的出生入死，燕王朱棣才能夠最終打敗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自己繼位稱帝，並改年號為永樂。
正是因為如此，永樂皇帝繼位不久，很快就廢掉了朱元璋的這個“內臣不得幹預朝政，預者斬”的決定，而大膽地啟用宦官擔任重要的職務。在永樂皇帝手下，最有名的宦官，那就是享譽全世界的鄭和。
鄭和在1405年開始第一次下西洋，到1433年最後一次，前後七下西洋，這鄭和就是明成祖永樂皇帝最為欣賞、最為信任的宦官。
明成祖去世以後，到了明宣宗宣德年間，出了很多好玩兒的東西，比如說宣德爐啊，用的原材料，就有來自非洲的含有鐵礦砂成分那種土煉出來的，所以這個宣德爐質量是特別好。
明宣宗宣德年間，又進一步廢除了宦官不得識字這個製度。就是說宣德年間，宦官開始識字。此時的宦官，與中央中樞機構的距離就越來越近。
早在宣德年間之前，明成祖永樂皇帝的時候，還建立過一個特務機構，叫東廠。在這之前的明太祖洪武年間，就建立過一個特務機構叫錦衣衛。在此後，中國的特務機構是越來越多。到了明英宗時期，明英宗幼年即位，太監王振利用他與明英宗是從小一塊兒玩兒大的好夥伴這麼一個機會開始專權。也就是從王振開始，中國的明朝的宦官專權局麵開始形成。此後，宦官就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機構，被稱為24衙門，包括12監、四司、八局、共約10萬人之多。其中24衙門當中最重要的衙門便是司禮監，司禮監下，有掌管皇帝大印的掌印太監，還有掌管皇帝紙墨筆硯的秉筆太監。大臣們的奏折，皇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得由太監去替皇帝寫禦批，皇上都懶到了連自己的章也不蓋，字也不簽，由太監直接來寫皇上要說的話。
到了明獻宗成化年間，獻宗皇帝又設置一個特務機構，叫作西廠。到此為止，中國就有了三支特務機構，錦衣衛、東廠、西廠。在這三支特務機構中，兩支都是由太監直接領導，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西廠與錦衣衛合稱廠衛。我們前麵所說的東廠胡同就是專門住東廠的特務的。這些特務的身份，都是太監。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這個明武宗正德皇帝咱們前麵已經給大家介紹過了，他自己不理朝政，所有的朝政都由宦官劉瑾把持。那劉瑾牛，所有朝臣的奏章、國家的大事小事、殺人不殺人、誰得生誰得死，都歸他一個人負責。所有的文件都得從他這兒批完了，最後實在拿不定主意的，每天有極少數的幾篇奏章交由皇帝審閱，其他的，劉瑾自己都能辦，當時的人們都稱明武宗為坐皇帝，而稱劉瑾為立皇帝。
劉瑾厲害吧？如果你要是不聽他的，那就了不得了，指不定你哪天就會神不知鬼不覺地死掉了——用現在的話講，“被死亡”唄。
話說到這裏，有的人就會覺得，中國的宦官專權的局麵怎麼屢教不改呢？其實，這也是中國封建政治製度的一個弊端。中國的封建政治製度，是家天下。皇帝死了，或者是父死子繼也好，或者兄終弟及也罷，所有的當皇帝的人，他最擔心的是什麼呢？前麵我們講，反間計之所以能夠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於皇帝對大臣們的不信任，皇帝怕你掌握了軍政大權以後推翻他的統治，故而皇帝怕所有的大臣，不管你是文臣也好，武將也好，你武將你有軍隊你可以推翻他，文臣你有智慧你也可以推翻他。也就是說，皇帝內心中擔心所有的大臣會在他不知道的某個時間內推翻他。這也就成為曆代中國王朝的所有皇帝內心中永遠的痛。曆朝曆代的皇帝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都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遠的，比如說漢高祖劉邦設計除掉韓信；近的，比如說宋太祖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
而在所有的人中間，皇帝最不擔心的是什麼人呢？皇帝最不擔心的，就是宦官。在皇帝看來，宦官也沒有後代，他就這一輩子，他肯定不會推翻皇帝，所以皇帝把權力交給宦官是最放心的，因為宦官什麼也沒有。所以，宦官專權說到底還是家天下帶來的一個惡果。
既然皇帝寵信宦官，那宦官的家裏，就一定會越來越富裕。這裏我們為朋友們介紹兩個富裕的宦官。第一個就是前麵講過的王振。王振家裏有多少錢呢？我不知道！我隻知道他們家有儲存金銀的金銀庫60個——這個倉庫盛金子，那個倉庫裝銀子——他家一共有60個大倉庫，裝滿了金銀財寶，不知道他們有多少錢。第二個就是前麵講過的劉瑾，劉瑾家有多少錢，這咱可是知道的，劉瑾家有黃金24萬錠還零57800兩，這是金子；還有銀元寶500萬錠還零一百五十八萬餘兩。
當然，這跟大清王朝的大貪官和珅可沒法比，他們要跟和珅比，那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是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二個方麵。
大明王朝出現問題的第三方麵就是拉幫結派，黨爭誤國。
其實，早在東漢，中國就有黨錮之禍！但中國曆史上真正的黨爭，是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的。
我們知道，明神宗萬曆皇帝曾經有過連續24年不上朝的曆史。那麼，很自然的，明神宗萬曆皇帝屬下的大臣們就會拉幫結派，這就出現了黨派林立的現象。
從明朝萬曆年間開始，一直到明朝滅亡，黨爭就一直伴隨著明王朝，魔咒一般，揮之不去。一直到南明滅亡了，南明的黨爭才結束。
僅在明朝萬曆年間，著名的黨派就有以下六個：以內閣輔臣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和給事中姚宗文為首的“浙黨”；以給事中湖廣人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為首的“楚黨”；以給事中山東人亓詩教、周永春為首的“齊黨”；以國子監祭酒宣城人湯賓尹為首的“宣黨”；以左諭德昆山人顧天峻為首的“昆黨”；以顧憲成、高攀龍為首的，以東林書院作為聚點，要求朝廷改革的“東林黨”。
前五個黨派在當權期間，結黨營私，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紛紛占據要津，成了“當關虎豹”。他們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不以國事為重，而以攻擊東林黨為首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於是出現了曆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
東林黨與對立各派之爭，如史書所說，“以立儲（皇太子）為主腦，三案為餘波，察典特報複之具”。這是說，圍繞著是否擁立朱常洛（神宗長子）為皇太子這條主線，在“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激烈爭鬥。
明末黨爭始於所謂“爭國本”。“國本”，指皇帝的繼承人。國本之爭，是圍繞於朱常洛為皇帝繼承人的問題而展開的。
前麵我們說過，明神宗的皇後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後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萬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洛5歲時，神宗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製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當立朱常洛為太子。但是神宗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朱常洵為太子。內閣大學士王錫爵、沈一貫、方從哲等雖然也主張依製立長，但他們怕觸犯皇帝，有時態度曖昧。許多朝臣包括後來屬於東林黨的一派人，一則認為應該依製立儲，二則深恐鄭氏家族竊權，紛紛上書，堅決要求盡早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立長是名正言順，神宗不好公然違反“祖製”，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幾年也定不下來。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詔將長子朱常洛和另外兩個兒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時封王，而不明確皇位繼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為太子的機會。包括顧憲成、顧允成兄弟在內的許多廷臣，上奏阻止這一詔令的頒發。神宗迫於公議，於二月間收回了三王並封之命。
當時不僅許多朝臣，就連神宗的母親慈聖皇太後也堅持立長，因此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隻得冊立年屆二十的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神宗同時封朱常洵為福王，但又不讓他到封地洛陽去，後來還以授給福王的土地不足四萬頃為借口，繼續將福王留在宮中。當時東林黨人葉向高為內閣大學士，上疏堅決反對，他認為這樣做不合“祖製”，同時指出，封王要地過多，隻能強奪民地，而過去世宗朝景王要求莊田過多，“幾至激變”，引起人民反抗，希望萬曆帝記住這一“前事之鑒”。在葉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萬曆帝讓福王赴洛陽，授給他的莊田也削減了一半。這就是“福王就國之爭”。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後，鄭氏集團仍謀奪取皇位繼承權，一再策劃謀害太子朱常洛，因而發生了明末著名的宮廷三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
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天，有個男子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奔內廷，闖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打傷了守門的侍從，一直闖到前殿簷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審訊。負責審問的浙黨官吏，說這個名叫張差的男子是個瘋癲病人，企圖糊塗結案，而巴結鄭貴妃的內閣首輔、浙黨首領方從哲也不提出深究。東林黨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過單獨提審和與刑部許多官員共同審訊，迫使張差供出：是叫龐保和劉成的兩個內監，“令我打上宮門，打得小爺（指太子），有吃有穿”。
這兩個內監恰恰是鄭貴妃宮內的。朝中的東林黨人和不少官員據此推斷，這是出於鄭貴妃及其兄鄭國泰的陰謀。於是，堅決要求徹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牽連到自己的寵妃，隻得親自出麵，在慈寧宮召見群臣。他拉著太子朱常洛，向百官說什麼“此兒極孝，我極愛惜”；又說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將張差斬首，又把鄭貴妃宮內參與此事的兩個內監在內廷打死，就草草了結了這件大案。而王之寀卻遭到反東林黨一派官吏的攻擊，神宗竟將他削職為民。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繼位，是為光宗。八月間光宗得病，宮廷醫生崔文升進了泄藥，光宗服後病勢加重。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光宗服了他進奉的兩顆紅丸後，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駕崩”，於是廷臣大嘩。首輔方從哲還擬旨賞賜李可灼白銀五十兩，更激起了朝臣的責難。東林黨人楊漣、惠世揚、高攀龍等先後上書，指出故意用泄藥的崔文升“素為鄭氏腹心”，直斥“鄭貴妃包藏禍心”，責問方從哲為什麼“必加曲庇”？還聯係前事，聲稱“往者張差謀逆，實係鄭國泰主謀”。由於鄭氏集團和方從哲的阻撓，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啟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處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貶謫到南京。
移宮案的經過是這樣的：光宗剛剛繼位時，鄭貴妃為了控製他，將自己宮中的李選侍——這裏，我們要注意，按照明朝的規矩，選侍是沒有封號的宮嬪——送給了光宗。還別說，這個李選侍，居然很得光宗的寵愛。
當9月26日早晨光宗皇帝的死訊傳出後，楊漣、禮部尚書劉一燝（1567年～1635年）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宮，要求見16歲的皇長子，也就是當時的太子朱由校。起初，他們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選侍的太監的拒絕。以楊漣為首的大臣們強行入宮，並查問太子朱由校的下落。一個曾經在別的事情上與東林黨人合作過的太監，這時護送太子朱由校出來見他們。太子朱由校被太監帶到了文華殿，群臣在那裏正式叩見他們的下一個皇帝。
宮廷裏的政治鬥爭是邪惡的。企圖挾製太子朱由校以弄權的李選侍拒絕離開乾清宮。雖然朱由校已經脫離了她的控製，但她宣稱，皇帝在個人生活和國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幫助和指點。與此同時，李選侍還讓心腹太監盜竊宮中珍寶去賄賂首輔方從哲。但楊漣、左光鬥和其他東林領袖不打算把太子朱由校交給一個他們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為他們剛失去一個與他們誌同道合的皇帝，為此他們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鬥指出，一個未婚男子和一個既不是他母親又不是他父親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禮的，他實際上是指責李選侍圖謀篡位，像唐朝的武後那樣。惠世揚更大膽指斥“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並指責方從哲通過內監得賄，同她勾結。這樣的指責引起李選侍及其支持者的憤恨，但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京戲裏有一出戲叫《二進宮》，就是反映這件事的，不過把時代改變了，把孫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在這場爭議中，鄭貴妃、李選侍、方從哲不僅理虧，而且他們當時還沒有掌握最高權力，所以東林黨人終於占了上風。9月30日，李選侍移出了乾清宮，移居到紫禁城內的另一個住處。朱由校在東林黨人支持下，擺脫了鄭貴妃、李選侍的挾製，於九月初六日即位，是為熹宗，改第二年的年號為天啟。東林勢力雖然贏得了一個重要勝利，但權力鬥爭並未緩和。實際上這樁移宮案隻不過剛剛開始。
三大案都很簡單，但是背後我們可以看到，都有宦官專權和黨爭的影子。
第一階段的黨爭，主要是圍繞誰來當下一任的皇帝這事展開；第二階段，所有的黨派都麵臨著比較正義的東林黨人的反擊，這些黨派他們發現，大事不好，咱們分兵作戰肯定是都得敗退，所以這些黨人在第三階段都聯合起來，站到了一個太監的旗幟之下——這個太監的名字，叫作魏忠賢。
魏忠賢（1568年～1627年），中國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進忠，後認魏朝作為“幹父”而改名換姓。北直隸肅寧（今屬河北省灤南）人。其父母為街頭雜耍藝人或小手工業者。魏忠賢結過婚，妻子姓馮，有個女兒，因賭博輸了，嫁於楊家。魏忠賢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準。家中貧窮，卻喜歡賭博，賭運不佳，常常受到淩辱。從他的家境和經曆來看，活脫是一個市井無賴。後來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魏忠賢憤而淨身，入宮當了宦官，這是在萬曆年間。他先在司禮太監孫暹名下，後在甲子庫辦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漸富裕了起來。再後來，魏忠賢通過太監魏朝介紹投入王安門下，頗得信用。對他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
我們前麵所講的“三案”本身對魏忠賢的命運不會產生多少影響，但一些閣部大臣對“三案”態度曖昧，引起言官們的猛烈抨擊，門戶之見、朋黨之爭愈演愈烈，給魏忠賢造成一個十分有利的客觀環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選侍撫養，對她有依戀之情。這種關係被官僚們強迫中止，會使他對有關官員產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諸如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賢等人。
與客氏交結，是魏忠賢的一大機遇。天啟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宮，日歌市中，曰：“委鬼當朝立，茄花滿地紅。”這被看作魏、客當道的讖語。
明熹宗乳母客氏是北直隸定興（今屬河北省）人，嫁侯二為妻，但18歲便入宮。明朝習俗，宦官與宮中女性，主要是宮女，也包括像客氏這樣的婦女，暗中或公開結為名義上的夫妻。兩宦官爭一宮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與魏朝相好，見到魏忠賢，便移情於他。熹宗即位，封客氏為奉聖夫人。魏朝與魏忠賢爭客氏，意義不止於爭一女，而是爭寵於熹宗，自然更為激烈，甚至夜間於宮中喧鬧。熹宗也竟然過問起此事，他問客氏看中了誰，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選擇了魏忠賢。魏忠賢與客氏合謀，降旨將魏朝打發回鳳陽，派人在途中將他殺死。
謀殺了魏朝後，魏忠賢又把比他地位更高的王安定位為下一個謀害的目標。王安不同於魏朝，是顧命太監，在移宮案中與外朝大臣合作，有相當的威望。當時禦史方震孺上疏，請逐客氏和魏忠賢。王安也感覺到魏忠賢的威脅，奏明熹宗，欲加懲處。但真要處治時，他又手軟了，隻是令他改過自新。客氏出宮，魏忠賢一時無所作為。誰知熹宗比他更離不開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數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宮中。魏忠賢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尋找夥伴，找到魏的同鄉、給事中霍維華，指使他彈劾王安。客、魏包圍熹宗，降旨將王安降為南海子淨軍，又派人把他殺害。
王安死後，魏忠賢升為司禮秉筆太監。司禮監在明朝宦官機構二十四監中居於首位，而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傳達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機密，又便於假借皇帝名義幹政弄權，更處於重要的地位。正是因為如此，魏忠賢升為司禮秉筆太監，就打破了常規，因為魏忠賢不識字，原沒有資格入司禮監的。
熹宗皇後張氏，“性嚴正”，多次向熹宗談起客氏、魏忠賢的過失。皇後主持後宮事務，有權直接處置客氏。她沒有這樣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決斷。一次，張後看書，熹宗問她在看什麼書，她答曰：“趙高傳。”張後用意很明確，熹宗默然。
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揚言張氏非國丈張國紀女，而是盜犯所出，借以治張家罪。另一太監王體乾說，熹宗重夫婦兄弟情誼，“脫有變，我輩無類矣”。這才保全了張後家族。盡管如此，張皇後還是深受傷害。在她有身孕時，客氏和魏忠賢派親信服侍，致使其流產。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嬪，連性命也難保。明光宗選侍趙氏為二人所惡，被迫自盡。熹宗裕妃張氏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閉，絕飲食而死。馮貴人勸熹宗罷內操，被責為誹謗，賜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閉。
而在此時，已經經曆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風雲的東林黨人，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輿論的力量，而且占據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魏忠賢隻能依靠他和客氏擺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遊戲，魏忠賢等引導他於陸地走馬行獵，於池中竅水瀉珠為樂，又利用他喜愛木工的特點，每在他手操斧鋸時奏事。在熹宗的眼裏，國事遠不如他引繩削墨、營築小室重要，他不等聽完，便說：“好為之。”朝政的議決權逐漸為魏忠賢把持。為了一網打盡東林黨人，魏忠賢於天啟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義，把東林黨人姓名榜示全國，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東林黨人，還有東林黨的同情者和雖非東林黨但也反對閹黨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職為民，死者追奪官爵。同年，在閹黨操縱下，朝廷下詔毀全國書院，北京的首善書院和無錫的東林書院首當其衝，東林黨人連講學的權利也被剝奪了。魏忠賢更用翻曆史舊案的辦法，於天啟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將梃擊、紅丸、移宮三案，歪曲事實經過，編述成書，定名為“三朝要典”，並以皇帝聖諭的方式，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汙蔑東林黨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憤”。六月間，要典編成，頒布全國，又成了迫害東林黨人的另一工具。
天啟五年（1625年）以後入閣的大臣，大多為魏忠賢的黨徒。這裏包括顧秉謙、魏廣微、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以及魏忠賢被罷以後入閣的來宗道、楊景辰等人。表現最突出的當數顧秉謙和魏廣微。顧秉謙為首輔，掌擬旨批答，朝廷有一舉動，則歸美魏忠賢。魏廣微呈寄魏忠賢書劄，稱“內閣家報”，當時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賢的黨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五虎”為文職，包括工部尚書兼左都禦史崔呈秀、一年內由太仆少卿六遷至工部尚書的吳淳夫、一年內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書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左副都禦史李夔龍。“五彪”為武職，包括左都督田爾耕、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許顯純、錦衣衛指揮崔應元、東廠理刑官孫雲鶴和田爾耕的心腹楊衰。崇禎初年清查“閹黨逆案”的結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6人，交結近侍19人，交結近侍次等11人，逆孽軍犯35人，諂附擁戴軍犯15人，交結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頌44人，共計258人，如果加上“漏網”57人，那麼共計315人。可見“閹黨”聲勢之大。
崇禎皇帝上台後，立即除掉了魏忠賢，然後平定了閹黨集團，東林黨人似乎是大獲全勝。但是崇禎皇帝沒有吸取教訓，他殺掉了這批宦官，他沒有杜絕宦官專權的局麵，而是繼續寵信他身邊的宦官，最終導致了大明朝的滅亡。
天賜良機不容錯失
剛才我們說到了明朝後期的昏君屢出、宦官專權、黨爭嚴重這三大腐敗現象，我們可以看出，明朝後期的統治危機已無法挽救。就在這個最為關鍵的時刻，明末農民起義爆發了！轉眼之間，李自成、張獻忠的兩支農民起義軍就先後占領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順、大西這兩個與明朝對立的農民政權！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紛紛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政治上的統治黑暗引起的經濟上的三個方麵的變化——而這，恰恰是明末農民起義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並。
明朝中後期除政治腐敗外，經濟上土地兼並十分嚴重。
在封建社會，土地兼並嚴重是政治腐敗的必然結果和在經濟上的集中體現。明朝中後期土地兼並的加劇，又加深了政治腐敗和社會危機。
明朝中後期最突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莫過於土地兼並及由此導致的一係列社會危機。皇室、貴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帶頭兼並土地，建立皇莊，使土地兼並之快之猛之多，均為曆史上所罕見。皇帝帶頭，宗室、貴戚也不甘落後，分別通過“欽賜”“請乞”（求皇帝賜田）、“投獻”（農民被迫獻出田產）、“占奪”和“價買”（利用權勢用低價購買）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為莊田。土地兼並使大批農民逃亡，成為乞食而活的流民，國家財政收入與載籍戶口也明顯減少。明朝統治者害怕流民“團聚為非”，經常派兵鎮壓，或強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無路，相繼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災害。屋漏偏逢連夜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趕上天災不斷，水旱災害頻繁，人民無以聊生。陝北地瘠民貧，饑民以草根樹皮充饑，吃盡後又挖“觀音土”填腹，苟延數日，最後腹墜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邊緣，不造反別無出路。
第三，加派三餉。明末，田賦、徭役以及各種加派之多，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於統治階級的揮霍和軍費開支的劇增，使財政危機日甚一日。最終導致了聲勢浩大的農民大起義。與此同時，在中國東北地區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後金政權也在時刻威脅著明朝。在此情況下，明政府為維持苟延殘喘的局麵，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餉”（“練餉”“剿餉”和“遼餉”合稱“三餉”）的加派，三餉總額有時竟達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正常田賦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級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額，致使“私派多於正賦，民不堪命，怨聲四起”，農民紛紛破產，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絕路。
明朝為了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和後金政權的威脅而加派“三餉”。加派“三餉”則激起了人民群眾更大的反抗，也客觀上更加增強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對於明朝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
天啟七年（1627年），陝北災荒嚴重，陝北澄城縣知縣張鬥耀不顧人民死活，催收甚急，人民被迫起義。王二率饑民衝進縣衙，殺死知縣，各地人民紛紛響應。
王二起義後，陝北各地農民紛紛響應。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先後舉起義旗。其中，“闖王”高迎祥的義軍是較強的一支。
高迎祥，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延安安塞縣人。1628年在安塞聚眾起義。1631年陝晉各路義軍結成36營，高迎祥為領袖之一，稱闖王。李自成投其部下，張獻忠等也東渡會師。1635年陰曆五月，各路義軍相繼入陝會師，合兵20萬，由闖王統一調度。1636年陰曆七月，揮師直取西安，軍至黑水峪，遭到陝西巡撫孫傳庭伏擊，高迎祥被俘，押至北京，不屈就義。
李自成，陝西省米脂縣李繼遷寨（今屬橫山）人。說起李自成的家鄉李繼遷寨，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們要據此考證一下李自成的民族所屬。
有的人說了，難道李自成不是漢族人嗎？據我考證，李自成還真的不是漢族人！
李繼遷寨的得名，是因為宋朝時候的一個名字叫作李繼遷的人。大家想一想，您聽說過李繼遷這個人嗎？
說起李繼遷，我們還要提到中國一個古老的少數民族羌族人的一支——黨項。黨項人是羌族人的一支，原來居住在今天的青海東南和四川西部一帶。唐朝的時候，把黨項人遷居到今天的陝西北部一帶。他們分成三個部落：居住在今天甘肅慶陽一帶的為東山部；居住在今天陝西靖邊一帶的為平夏部；居住在今天陝西橫山一帶的為南山部。唐朝末年，黨項羌族南山部的首領拓拔思恭因為鎮壓黃巢起義有功被封為夏國公，賜姓李，名叫李思恭。
北宋建立以後，李思恭的後代李彝殷死後被北宋政府封贈為夏王。宋太宗時期，李彝殷的兒子李繼遷起兵反宋，北方的另外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契丹（也叫遼）於990年冊封李繼遷為夏國王。後來，當地的黨項羌族人民為了紀念他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李繼遷，把李繼遷出生的地點改名為李繼遷寨。
1038年，李繼遷的孫子元昊稱帝，正式建立起與北宋、遼並立的西夏政權。1227年，西夏亡於蒙古政權。
西夏政權滅亡後，居住在這一地區的黨項羌族人民逐漸與當地的漢族人民融合在一起，被稱為“漢人”。他們繼續以“李”為姓！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出生於陝西米脂雙泉裏李繼遷寨（今屬橫山）的李自成的祖先應該是黨項羌族人——李自成應該是黨項羌族人的後代！
李自成，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0歲那年，無依無靠的他應募到銀川驛站當一名驛卒。不久，因無力償還豪紳文舉人的債，被戴上枷鎖嚴刑拷打。在窮夥伴的幫助下，他殺死文舉人，又與侄兒李過逃往甘肅當邊兵。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兵大舉南下，京師吃緊。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調四方軍隊赴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隊隨參將王國向京師進發，途經金縣（今甘肅榆中），兵士們要求發餉，參將王國卻克扣不發，於是發生了兵變，憤怒的兵士們殺死了參將，準備逃跑。
李自成平時為人敦厚樸實，辦事又幹練，且有謀略，深受兵士們的尊重。於是他說服大家，投奔了“闖王”高迎祥。由於李自成從小練就了一身好武藝，臂力過人，善於騎射，再加上意誌堅強、機智勇敢、處事果斷，又有謀略，因此得到闖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將，號稱“闖將”。
李自成終於參加了明末農民起義軍！很快，李自成就建立了與大明王朝對峙的大順政權！
說起李自成，我們還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與他齊名的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
張獻忠，字秉吾，號敬軒，延安膚施（今陝西定邊東）人，出身貧苦家庭，與李自成同歲，從小聰明倔強，跟著父親做小生意，販賣紅棗。他當過捕快，後又來到延綏鎮當一名邊兵。生性剛烈，愛打抱不平，為此幾乎丟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當斬，“主將陳洪範奇其狀貌，為請於總兵官王威釋之”，最後以“鞭一百免”。革役後他逃回老家。
1630年，張獻忠在家鄉聚眾起義，自號“八大王”。因張獻忠幼時讀過一點書，又受過軍事訓練，為人多智謀，果敢勇猛，很快就顯示了卓越的指揮才能，後來逐漸成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齊名的傑出農民起義領袖。
高迎祥犧牲以後，高迎祥的這支部隊落到了新的闖王李自成的手裏。此時，李自成再度與明王朝的軍隊真刀真槍地正麵作戰。這個時候，李自成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真刀真槍的陣地戰。人家明朝的軍隊都是訓練有素的正規軍，你的軍隊是什麼？烏合之眾！結果呢？轉眼之間，幾十萬人經曆了連續幾次戰役，那幾十萬人死的死，逃的逃，都不跟李自成了，李自成的軍隊最後打剩不到1000人，就跑到了陝西省最東邊的商洛山區，躲了起來。
就在大明王朝的軍隊正在追殺1000人不到的李自成的時候，李自成的救命恩人出場了。
李自成的救命恩人是誰呢？愛新覺羅·多爾袞。
1638年冬天，愛新覺羅·多爾袞率領十幾萬大軍浩浩蕩蕩再度殺奔山海關而來，北京危機。當時的崇禎皇帝就命令，所有軍隊別打農民軍了，咱們趕緊回到山海關這兒防備清軍吧。這樣就發生了東北戰場上最著名的鬆錦之戰。
結果，鬆錦之戰一下打了好幾年，在鬆錦之戰的過程中，那明朝它得需要多少軍餉啊？大明王朝被迫隻能在原來已經加派三餉的基礎之上，把征三餉的錢的數量再度翻番。結果一下又正好趕上當時的河南、山東、山西、河北——那陣兒叫直隸，這幾個地區連年的旱災和蝗災，又要加稅。
這個時候，李自成率領他不到1000人的部隊，就從商洛山區殺出來了，直奔河南而去。我們說到了河南，李自成登高一呼，隻用了一個詞，“均田免糧”，那老百姓非常歡迎。李自成這一提出“均田免糧”不要緊，河南轉眼幾十萬人就加入了李自成的部隊，來的時候1000人，不過兩個月，幾十萬人參加了李自成的部隊。當時河南地區就流行這樣的話，“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
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領這幾十萬農民軍就攻占了洛陽，殺死了體重達400斤的福王朱常洵，把金銀、糧食發給饑民，民眾拍手稱快。
1643年，李自成攻占襄陽，在襄陽稱了“新順王”，一個大順政權就這樣建立起來，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定國號為“大順”，年號“永昌”，以西安為“西京”。
幾乎與此同時，張獻忠所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也攻占武昌，建立了大西農民政權；1644年，張獻忠也在成都稱帝。
1644年陰曆二月，李自成率部東渡黃河，攻克太原，一方麵發布檄文揭露明朝的罪惡，另一方麵向民眾宣布“三年不征”“平買平賣”等政策。農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一路凱歌行進，三月兵抵北京城下。
我們的問題在於：麵對著中原地區大明、大順、大西三個政權混戰的情況，愛新覺羅·多爾袞為首的大清王朝，會何去何從呢？
當時，中國境內的三大軍事政治集團，崇禎皇帝領導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隨時有被李自成所領導的大順政權取而代之的可能。
話說在大明王朝與大順政權較量的最佳關頭，我們可以說，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領導下的大清朝，也已經到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最佳時機了。
這個時候，愛新覺羅·多爾袞所領導的大清王朝正處在坐山觀虎鬥的絕佳狀態。而隨後的大順政權，據郭沫若先生說，那它也將迅速地腐敗下去。這種情況，可以說，對於愛新覺羅·多爾袞所領導的大清王朝來講，真是天賜良機啊！
也就是說，大明、大順、大清，三大集團之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個時候的大清王朝，迎來了一個百年難遇的時機，一個絕好的統一中國的時機。
此時此刻，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到底會如何及時應對這種局麵呢？咱們還是先從孝莊皇太後談起。
我們注意，以前我們總是說莊妃。從此以後呢，我們就得改口了，我們就得管這個莊妃叫作“孝莊皇太後”了。這是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莊妃的兒子愛新覺羅·福臨當上了皇帝，所以很自然地，愛新覺羅·福臨的媽媽就被尊稱為“皇太後”了。
當然，按照規矩，愛新覺羅·福臨的媽媽應該被稱為“聖母皇太後”，不應該被稱為“孝莊皇太後”。孝莊皇太後這個“孝”字，是她死後被封的諡號。而莊妃這個“莊”字是她生前的時候就有的，因為愛新覺羅·皇太極管她叫作“莊妃”嘛。但是習慣成自然，近幾十年來，人們一稱呼愛新覺羅·福臨的媽媽來，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孝莊皇太後”這個稱呼。所以，在後麵的敘述中，我們也順從大流兒，就稱其為“孝莊皇太後”。
接下來，我們就該了解一下在大明、大順、大清三大集團之間的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程度的背景下，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到底會如何應對了。
話說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領部隊橫渡黃河，殺奔太原而來，轉眼之間就占領太原。占領太原以後，李自成做了一定的宣傳工作。李自成的宣傳工作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發布了討伐明朝皇帝的檄文；另一方麵向百姓宣告，他若掌權，三年不征，平買平賣。另外一方麵，李自成率領大軍兵分兩路，一路從太原奔大同，走張家口，占領居庸關，直撲北京而來；另外一路，從太原向東，走正定，走固安，直撲北京而來。轉眼之間，在三月中旬，李自成的兩支部隊會師於北京城下。大明朝真正到了危在旦夕的時候了。這個時候您若是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您會怎麼想？您會怎麼做？
就在大順政權與大明王朝決戰在即的時候，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為大順政權的聲勢所震懾，連忙派遲起龍為使者跟大順政權聯係，提出雙方“協謀同力，並取中原”的意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意思是說，咱們大清王朝和大順政權雙方，要協謀同力，一起滅掉大明政權，共同占領中原。這個口信，李自成接到了。這個時候您若是李自成的話，您會做什麼想法？
這裏，諸位讀者朋友們要注意的是，我們知道，最後李自成是失敗了。但是，李自成的命運，難道真的天生就應該是失敗的嗎？經過我的考證，我覺得李自成其實從這一天開始，他有很多次機會，都能夠取得勝利。如果他隨便抓住了這其中的任何一次機會，天下都絕不會是大清王朝的，都絕對不可能有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率領清軍入關，先滅掉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再滅掉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最後滅掉南明政權餘部的情況發生。
這其中，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派遲起龍為使者跟大順政權聯係，提出雙方“協謀同力，並取中原”的意見，是為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政權最重要的一次機會。麵對著愛新覺羅·多爾袞派來的使者遲起龍，李自成當時應該有以下三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積極響應。好，咱們就這樣，咱們劃定天下，哪塊歸你愛新覺羅·多爾袞打，哪塊歸我李自成打。如果這樣，中國可能出現南北對峙的局麵。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種選擇，虛與委蛇。好，咱們說話算話，哪塊歸你愛新覺羅·多爾袞打，哪塊歸我李自成打。這麼著吧，包括山海關在內的長城沿線以外的地盤歸你愛新覺羅·多爾袞占領，包括都城北京在內的明朝華北領土歸我李自成拿下。明朝，那陣兒的北京城我們知道，誰還有心打仗？肯定是望風歸降。結果呢？我李自成不費吹灰之力，就會拿下華北全部領土！然後，我李自成再假裝協助你愛新覺羅·多爾袞攻打山海關，看著你愛新覺羅·多爾袞和吳三桂進行最後的決一死戰，我李自成看著你愛新覺羅·多爾袞和吳三桂鷸蚌相爭，我李自成漁翁得利。那麼很有可能出現的局麵，當然是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政權統一了全中國。
非常遺憾的是，李自成做出的是第三個選擇。他對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派來的使者遲起龍嗤之以鼻：“滾！”沒有第二個字，就把來人打發走了。
遲起龍回去麵見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愛新覺羅·多爾袞非常生氣，馬上問範文程怎麼辦？範文程將大順政權看成敵人，他認為，明朝滅亡後的形勢，就像秦朝滅亡以後中國的形勢一樣，“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範文程認為應該征討大順政權，“闖寇塗炭中原，戕厥君後，此必討之”。
此時的明朝崇禎皇帝急詔寧遠守將吳三桂回師勤王！但是，袁崇煥的部將吳三桂借鑒了袁崇煥被淩遲處死的教訓，在接到崇禎皇帝的詔書率領關寧鐵騎馳援北京勤王護駕時，心存顧忌，有意放慢行軍速度，不但沒能及時趕到京城，反而在山海關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結果，先期投降大順政權的唐通接管了山海關！然後，吳三桂率兵西進，準備拜見李自成！
1644年4月25日（陰曆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軍攻陷北京，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瘋狂殺死、殺傷自己的妻子和女兒之後，在萬歲山（今北京景山）的一棵歪脖兒樹上自縊而死。農民起義軍進入北京城。從1368年建立開始至此存在了前後長達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在農民起義的暴風驟雨中滅亡了！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在景山公園看到一棵歪脖兒樹，歪脖兒樹下的碑文告訴我們，三百多年前，明朝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就是在這棵樹上自縊而死的。其實，這棵歪脖兒樹是清朝的人種植的。吊死崇禎的那棵歪脖兒樹在崇禎皇帝死了之後，沒幾年，這樹也奇怪，它也死了。後人就在吊死崇禎的那棵歪脖兒樹的原址種植了一棵同樣的歪脖兒樹——樹長得直，咱們用人力給它壓歪了不就可以了嘛。所以時至今日，景山公園那裏還有一棵歪脖兒樹，不過已經不是原來的那棵歪脖兒樹了。
根據史籍的記載和著名的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考證，我們知道，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在進了北京以後，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裏，迅速地腐化、墮落下去，最後導致了李自成兵敗山海關。曆史事實是這樣的嗎？
郭沫若先生所寫的《甲申三百年祭》裏麵的分析，是有著特定的背景的：在那個時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人民即將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而且中國共產黨也即將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人民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而迅速奪取全國政權。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郭沫若先生為了善意地提醒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全國政權後，一定要戒驕戒躁，而發表了這篇《甲申三百年祭》。
也就是說，郭沫若先生所寫的《甲申三百年祭》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本身是一篇政治論說文，與一般意義上的嚴謹的曆史論文還是有著很大的區別的。
因此，北京師範大學的顧誠教授在他的《南明史》一書裏麵根據大量的史實的分析考證，得出了關於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失敗原因的新的結論。
他認為，現代許多人斷言李自成進京後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最終導致失敗，這是輕信封建史籍對大順軍誣蔑的結果，與事實完全不符！
且不說不少親曆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論，中國曆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榮，若幹年後才壯誌消磨，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麵，未聽說過有在二十天左右便喪失戰鬥力的。顯然，用腐敗和喪失民心是難以解釋李自成兵敗原因的。
顧誠教授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順政權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腳，絕非領導變質，失去了群眾支持。恰恰相反，大順軍政權的失敗在於它未完成質變，繼續執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的強烈不滿。加之軍事部署嚴重失誤，導致滿洲貴族與漢族官紳勾結在一起，構成了對大順軍的壓倒性優勢。所以“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淺短，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
從某種角度來說，不管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墮落與否，無論如何，這個天下都將不是李自成的，這個天下都將是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很讚賞顧誠教授的這段考證的。
不管怎麼說，處於坐山觀虎鬥狀態的大清王朝已經迎來了百年難遇的大好時機！這對於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來說，絕對是個天賜良機！
那麼難道李自成和他的大順政權就真的沒有可以挽回的機會了嗎？其實李自成取勝他還有很多次機會，我們還是從山海關之戰前後吳三桂的所作所為談起。
前麵我們講過，大明王朝已經於1644年4月25日滅亡——其標誌是北京被農民軍占領。大順政權的領袖李自成為了招降吳三桂，給了他很多好處；同時，吳三桂的父親和吳三桂的全家人都在李自成的掌控之下！而前麵曾經多次招降吳三桂的大清王朝此時卻沒有了響動！在這個最為關鍵的時刻，吳三桂會做怎樣的打算呢？
對吳三桂來說，在這個進退維穀的困難時刻，他應該怎麼辦呢？
就在這個時候，他接到了他的父親從北京發來的信。信中稱：
“汝以皇恩特簡耑閫，非真累戰功曆年歲也，不過為強敵在前，非有異恩激勸不足誘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賞之令，而漢高（祖）一見韓（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爾徒飾軍容，巽懦觀望，使李兵長驅深入，既無批亢搗虛之謀，複無形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失，天命難回，吾君已矣，爾父須臾。嗚呼！識時事者可以知變計矣。昔徐元直棄漢歸魏，不為不忠；子胥違楚適吳，不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為子胥難，為元直易。我為爾計，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而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驕憤，全無節製，主客之勢既殊，眾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僇辱，身名俱喪，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語雲：知子莫若父。吾不能為趙奢耳，爾殆有疑（趙）括也。”《流寇誌》卷十一，《國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等均載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據《國榷》之文照錄。
是啊，大勢已失，天命難回，國家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還有那日夜思念的陳圓圓都在李自成的手裏，為了父母的犧牲和自己的名譽，情有可原，順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順他就是歸命侯。寇賊殺了皇帝，寇賊就成了皇帝。從行腳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麼同樣用血汗掙得天下的李自成為什麼不能順天應命撫馭萬民呢？
現在，吳三桂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拋棄一直虛掩在身上的“忠臣”的外殼，不過裏麵還有一張孝子的麵具，可以用來抵禦社會正統價值評判係統的正麵殺傷。在命運的逼迫下，吳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隻見不得光的軟體動物，急匆匆地從一隻外殼遷入另一隻外殼。
彭孫貽的《流寇誌》裏麵做了如下的記載：
“有客平西（平西，指平西王吳三桂）幕者雲，世傳吳襄作書招平西，平西告絕於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將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賓天，三桂受國恩，宜以死報國，然非借將士力，不能以破敵，今將若之何？’將士皆默然。三問不敢應。三桂曰：‘闖王勢大，唐通、薑瓖皆降，我孤軍不能自立。今闖王使至，其斬之乎，抑迎之乎？’諸將同聲應曰：‘今日死生唯將軍命。’三桂乃報使於自成，卷甲入朝。”
由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吳三桂在開始的時候是打算以死報國的，但是他的屬下經過他的三次問訊，結果全軍將士“三問不敢應”！也就是說，在這個時候，吳三桂已經不能領導他的軍隊——他失去了對於他的軍隊的有效控製！在這種情況下，吳三桂提出，投降是大勢所趨！咱們是否也走投降這條路呢？結果，全軍將士同聲回答說“今日死生唯將軍命”！吳三桂於是決定歸順大順政權！
從上述材料我們可以看出，吳三桂對於是否歸順大順政權，是曾經存在過猶豫心理的！但是，他從全軍將士的由“三問不敢應”到“今日死生唯將軍命”的情緒變化中，最終確定了歸順大順政權的決定！並且立即付諸實施！
這個時候的吳三桂，為什麼寧可歸順大順政權也不歸順大清王朝呢？
其實，在他的心裏麵，應該是一直有以下兩種想法：
第一，“華夷之辯”。
我們說，吳三桂長期以來，一直接受的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一直把漢族人以外的一切少數民族都看成“夷蠻戎狄”，一直是低等民族！“夷蠻戎狄”這類低等民族是沒有資格統一中國的！
因此，他一直認為，可以歸順大順政權，也絕不可以投降滿洲人的所謂的“大清王朝”！因為，在他的心中，滿洲人應該是“夷蠻戎狄”，是低等民族！他們是絕對不應該統一中國的！換句話說，中國，絕對不應該由他們來統一！李自成，好歹也是漢人——這是吳三桂的想法——其實，我們知道，李自成實際上是黨項羌人的後裔——也不是漢人！
第二，形勢所迫。
此前的N多年，吳三桂一直站在大明王朝與大清王朝對峙的最前線！現在，大明王朝完蛋了！在他的前麵，有他一直的死對頭大清王朝；在他的後麵，有他所不了解但是迅速占領了中國大部分領土、現在正在極力招降他的大順政權！
更何況，大順政權還決定，賞遼兵白銀4萬兩，賞吳三桂白銀萬兩、黃金千兩、錦千緞，現在這些東西正在送往山海關前線的路上！
不僅如此，大順政權還封吳三桂為侯呢！
由上所述，他怎麼能夠在這個時候突然做出投降自己一直的敵人的決定呢！
因此，現在的吳三桂，他寧可歸順大順政權也不歸順大清王朝！
吳三桂既然決定了投降，剩下的就是他的具體行動了！
1644年4月29日（陰曆三月二十三日），吳三桂正式決定歸順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並且親自率部進京朝見新的主人。1644年5月3日（陰曆三月二十七日），吳三桂的軍隊抵達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西沙河驛站。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吳三桂卻突然之間，又背叛了李自成！不久之後，又正式投降了大清朝！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
關於吳三桂背叛大順政權的始末，一般而言，我們都相信《庭聞錄》和《小腆紀年附考》裏麵的記載是真實的：
在西沙河驛站，吳三桂相繼見到了逃出京的家人以及父親派出的親信傅海山，他們向吳三桂敘說了吳襄以及吳三桂愛妾的情況。當開始聽到父親吳襄被捕時，吳三桂並不在意，以為這是李自成為迫其投降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他一投降，父親必被釋放。當聽到父親被拷打將死，交了5000兩銀子還不頂用時，吳三桂的頭發便不禁地豎了起來。及至聽到愛妾陳圓圓被李自成手下大將劉宗敏搶走時，吳三桂十分憤怒，他說：“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麵見人耶？”他馬上下令，停止前進，掉頭返回山海關，並一反常態，縱兵掠奪，直接率兵殺回山海關。
這就是我們人盡皆知的“衝冠一怒為紅顏”了。
問題在於，陳圓圓作為一個當紅歌妓，她與吳三桂到底能有多麼深厚的感情呢？難道促成吳三桂降而複叛大順政權的原因真的就是“衝冠一怒為紅顏”嗎？
這就需要我們來分析一下，《庭聞錄》和《小腆紀年附考》裏麵的記載到底是真是假！這就需要我們進行認真的考證！
第一，有關“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史料出處。
我們知道，《庭聞錄》和中華書局1957年版的徐鼒的《小腆紀年附考》這類著作出自清朝中晚期甚至更晚！這些著作出現的時間太晚了！他們出現的時間已經離吳三桂的降而複叛大順政權、投降大清王朝八九十年了！
那麼，曆史上，有沒有比《庭聞錄》和《小腆紀年附考》更早一些的著作，在這些著作裏麵也同樣記載著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史實的呢？
第二，更早一些的史料記載似乎否定了“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說法。
更早一些的記載著吳三桂的書籍有很多！但是，這些書籍裏麵都沒有關於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的史實的記載！
其中涉及吳三桂和陳圓圓關係的書籍主要是《明季北略》一書。《明季北略》這本書成於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時吳三桂尚未叛清！在這本書中記載著下麵的話：
“自成入京，劉宗敏係吳襄，索沅（沅，指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三桂聞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將自成守邊兵二萬盡行砍殺，止餘三十二人，賊將負重傷逃歸，三桂遂居山海關。”
這本書中，說的是劉宗敏沒得到陳圓圓，對吳襄嚴刑拷打，是吳三桂與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也就是說，按照《明季北略》一書的說法，“衝冠一怒為紅顏”是假的！真實的情況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被嚴刑拷打！
這裏，我們就涉及了一個問題，促成吳三桂降而複叛大順政權的原因到底是什麼？難道，就僅僅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被嚴刑拷打這麼簡單嗎？
支持促成吳三桂降而複叛大順政權的原因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被嚴刑拷打這一論點的論據還有很多！
如《流寇誌》的記載：“（吳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蒼頭與一姬連騎東奔，驚問之，而襄姬與蒼頭通，乘亂竊而逃，詭對三桂曰：‘老將軍被收，一門皆為虜，獨與姬得脫，東歸報將軍，將軍速為計。’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擁兵自守，使人乞師，共擊賊也。”
又如中華書局1959年版的趙士錦《甲申紀事·附錄》的記載：“三桂差人進北京打探老總兵、聖上消息。有闖賊在北京捉拿勳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銀，將吳總兵父吳襄拷打要銀，止湊銀五千兩，已交入。吳襄打發旗鼓傅海山，將京中一應大事，一一訴稟，吳老總兵已受闖賊刑法將死。吳總兵聞之，不勝發豎，言君父之仇，必以死報。”
富有戲劇性的是，幾乎就在吳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問的同時，李自成也注意到了吳三桂對鞏固自己政權的重要性，指示劉宗敏釋放吳襄並命吳襄寫信，勸告吳三桂投降。同時，又派出了降將唐通、降官王則堯、張若麒、左懋泰等人攜帶吳襄手書和大批銀兩直接來到吳三桂的軍中，進一步勸其投降。從時間上來說，這批招降人員到達吳三桂軍中的時間僅比吳襄致吳三桂的私函晚到一兩日（約在5月5日左右），而兩封信的內容卻截然相反，這不能不使吳三桂認為李自成的招降不過是一場騙局，是想引誘自己進駐北京後再行消滅！
吳三桂長期守衛邊關，和大順政權沒有什麼接觸！他既然要決定投降大順政權，就肯定要派人進北京了解情況！了解的結果居然是大批官員被拷掠追贓，連自己的父親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證明投靠大順政權根本不可能保護自己的個人利益，前往北京城無疑是自投羅網。吳三桂和許多部下在關外都是有很多財產的大地主，現在他們的主帥吳三桂連自己的父親性命和家產都保不住，就更談不上保護他們在關外的土地財產了，所以吳三桂振臂一呼，群起響應！
因此，我們說，促成吳三桂降而複叛大順政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最為主要的是大順政權的革命措施觸犯了吳三桂等地主階級的利益！
1644年5月3日（陰曆三月二十七日），吳三桂在永平（今河北盧龍縣）西沙河驛站決定，迅速殺回山海關！5月9日（陰曆四月初四），他的軍隊就從大順軍隊的手中奪回了山海關！大順政權的軍隊被殺得僅剩八騎逃還北京。
而這個時候吳三桂的兵力實際已達5萬人之多，對外宣稱15萬。他在演武場閱兵誓師，將李自成的使節李甲斬首，陳乙割兩耳後放回！同時，他還親自給父親吳襄寫了回信，表明與李自成徹底決裂！在給他父親的信中，他說道：“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親大人膝下：兒以父蔭，熟聞義訓，得待罪戎行，日夜勵誌，冀得一當以酬聖眷。屬邊警方急，寧遠巨鎮為國門戶，淪陷幾盡。兒方力圖恢複，以為李賊猖獗，不久便當撲滅，恐往複道路，兩失事機，故暫羈時日。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吾父督理禦營，勢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內便已失墜？使兒卷甲赴關，事己後期，可悲可恨！側聞聖主晏駕，臣民戮辱，不勝眥裂！猶憶吾父素負忠義，大勢雖去，猶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闕下，以殉國難，使兒素緔號慟，仗甲複仇；不濟則以死繼之，豈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隱忍偷生，甘心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複愧平原罵賊之勇。夫元直荏苒，為母罪人；王陵、趙苞二公，並著英烈。我父唶宿將，矯矯王臣，反愧巾幗女子。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能為孝子乎？兒與父訣，請自今日。父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之旁以誘三桂不顧也。男三桂再百拜。”
吳三桂的這封信，明裏是針對父親，實則也是針對大順政權而寫的。他直斥父親隱忍偷生投降，對他訓以非義，斷然表示拒絕，並宣布自寫信之日即與父親斷絕關係，即使李自成將父親置於油鍋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動心，義無反顧。這封信不僅與父訣別，而且也是同農民軍的徹底決裂。當然，這封信也有變相保護自己的父親的意思。
吳三桂斬殺李自成使臣，與父訣別，從而徹底斷絕了同農民軍的討價還價，公開宣布“討賊”，向各處散發告示，寫道：
“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總兵官平西伯吳示：為複大仇，殲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亙古奇殃；劇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屬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殞心！今義兵不日來京，爾紳衿百姓，須各穿縞素，協力會剿，所過地方，俱接應糧草，務期罄搗巢穴，纖介無遺。庶使克複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與此同時，吳三桂還下令收攏關外各地漢民速轉移到山海關內各州縣駐紮，準備抵抗大順軍隊。問題在於：此時此刻，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到底會如何應對中原這種瞬息萬變的變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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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在1644年5月9日（陰曆四月初四）這一天，李自成攻占了北京的消息剛剛傳到盛京（今遼寧省沈陽市），剛剛傳到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耳朵裏。愛新覺羅·多爾袞聞聽之後，馬上把在蓋州湯泉養病的範文程請來商議對策。範文程分析了大順政權必然會失敗的三大因素：
“賊也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劫財貨，士忿矣；掠人貲，淫人婦，火人廬，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
他的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大順軍隊雖然號稱擁有百萬之眾，似乎可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了。但是我認為，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必然會滅亡，導致他們滅亡的原因有如下三個方麵：第一，迫使明朝的崇禎皇帝自殺身亡，導致老天爺發怒；第二，刑訊拷打明朝的官員，強行掠劫官員家的財產，導致官員和知識分子憤怒；第三，搶劫普通人家的財產，奸淫人家的婦女，放火燒毀人家的房子，導致老百姓憤恨。有了以上三個導致失敗的原因，再加上驕兵必敗，我們可一次戰鬥就將其攻破。
據此，範文程主張火速入關，直取北京。範文程還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範文程提出了兩項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項：“止嗜殺，安百姓。”
範文程說：“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止欲帝關東則已，若將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範文程的意思是說，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尤其要注意安撫百姓和明朝宗室。
這個時候，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很愉快地接受了範文程的建議，立即決定：利用忠於明朝的官吏、縉紳、儒士、百姓對農民軍的不滿，興師入關，逐鹿中原。為了改變八旗兵慣於抄掠的軍風，愛新覺羅·多爾袞給每個士兵發了兩個月的糧餉。與此同時，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聽了範文程這一席話後決定立刻起程。下令“勿殺無辜，勿焚廬舍，不如約者罪之”。
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於5月14日（陰曆四月初九）領大將軍印，帶領愛新覺羅·多鐸、愛新覺羅·阿濟格等一批猛將，統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等共約14萬大軍，奔向山海關，參加逐鹿中原的戰鬥！
與此同時，範文程到軍營起草曉諭明朝吏民文告，寫上他的姓名並注明他的官階。文告把清軍進入關內奪取全國政權說成是“為爾複君父仇，非殺爾百姓。今所誅者為闖賊”，意思是說，我們的軍隊是為你們的皇帝報仇的，不是來殺你們的百姓的。現在我們要誅滅的，隻有闖賊！範文程一再表明“師行以律，必不害汝”，要他們見清軍時能安下心來並給予支持，共同對付農民軍。下麵就是要吏民歸附的話：“吏來歸複其位，民來歸複其業。”
現在的問題在於：這個時候的李自成，下一步將會做出什麼樣的動作呢？
1644年5月11日（陰曆四月初六），李自成知道了他的使節被處死的消息。14日（陰曆四月初九），李自成又看到了吳三桂寫給他的父親吳襄的信。此時此刻的李自成，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非常震怒的李自成責備劉宗敏誤事誤國，李自成甚至親自將吳襄釋放出獄，並設宴招待，以示籠絡。
但一切都太晚了。李自成也知道，隻有自己領兵討伐吳三桂這一條路了！
5月18日（陰曆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馬步兵10萬，帶領劉宗敏、李過等一班大將，親領精兵7000人，出正陽門，向山海關進發。他將崇禎帝的3個兒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帶在軍中，盼望吳三桂還眷戀故主之情；他將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也押在軍中，希望吳三桂還顧慮父子之念。
山海關距北京僅350公裏，農民軍卻按常規走了9天！李自成一邊親率大軍來征討，一邊卻仍對吳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吳三桂不戰而降，他在行軍路上幾次寫信向吳三桂勸降。吳三桂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6個將領前往大順軍詐降。李自成雖對六將心存戒備，但仍對吳三桂有僥幸心理。
5月26日（陰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大軍抵達山海關。吳三桂知道自己打不過李自成，他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呢？
這個時候的吳三桂，他心裏很清楚，自己既然已經與大順政權決裂，就必須要考慮後路問題。他非常清楚，就憑自己手上的5萬人馬，絕對不是大順政權的對手！
但是，這個時候的吳三桂知道，他不能做出降清的抉擇！您想啊，投降他與之交戰了十數年的清廷，與他作為明朝忠臣的初衷相違；投降異族也與他的思想觀念格格不入啊！您想啊，誰願意背上千古罵名呢？
因此，此時的吳三桂決定，與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借兵！吳三桂命書吏起草了一封給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請兵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負之身荷遼東總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王亦知之。
“今我國以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棄寧遠而鎮山海，思欲堅守東陲而鞏固京師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闕，以彼狗偷烏合之眾，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婦女財帛，罪惡已極，誠赤眉、綠林、黃巢、（安）祿山之流，天人共憤，眾誌已離，其敗可立而待也。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文公、漢光武之中興者，容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國與北朝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惻然念之，而亂臣賊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鋤暴剪惡，大順也；拯順扶顛，大義也；出民水火，大仁也；興滅繼絕，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況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勝數，義兵一至，皆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唯財帛？將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於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禮，不敢輕瀆聖聰，乞王轉奏。”
我們要注意的是，吳三桂寫給大清王朝的攝政王愛新覺羅·多爾袞的信，實際上是一封向大清王朝“借兵”的信，而絕對不是向大清王朝投降的信。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