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也就是我著手修改這一章書稿的時候，政府的住房政策開始具體化。2011年2月27日，中國公布了在“十二五”期間建設3600萬套保障房的計劃。2011年11月6日，中國總理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說：“對於房地產一係列的調控措施，絕不可有絲毫動搖，我們的目標是要使房價回歸到合理的價格。”這兩個信息都是積極的，標誌著中國的住房政策開始進步。2011年或許是中國住房政策的一個重要轉折年。
10年間，房價一年比一年高。與此同時，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屋空置率已經遠遠超過10%的國際警戒線，不少地區，這一比例達50%以上。[ 鄭永年：《中國住房政策的症結在哪裏？》，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12月22日。]與泡沫和空置房同時存在的是，中國85%的家庭無能力購房。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經濟藍皮書》指出，2010年，全國城鎮居民的房價收入比是8.76，農民工家庭是10.06。其中，城鎮居民房價收入比比2009年的8.3上升了0.46。有媒體統計，深圳、廣州、南京、大連的房價收入比分別達到15、13、12、12以上，北京、上海達到20以上。[ 東方網，2010年12月7日。]
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是持續推動GDP高速增長和財政收入高速增長，賣地收入和房地產業稅收成了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房價因此越來越高。同時，由於社會財富不斷向少數人轉移和CPI逐年走高，住房成了少數高收入群體投資和炒作的商品，富有者大量購買和囤積房屋，以期攫取高額利潤。21世紀第一個10年的中國，住房的商品性完全取代了居住性，成為其唯一屬性，已經與大多數平民無緣。麵對社會壓力，政府也提安居工程，也提社會保障房和廉租房建設，但對此，中央政府並沒有強有力的配套政策保證，這些項目由於同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地方政府要麼是不執行，要麼是推動緩慢。截至2006年，政府用於解決住房問題的資金僅占財政支出的0.17%。如2009年中央預算中保障房投入為1676億元，年底實際完成550.56億元，僅達到預算的32.8%（注：2010年兩會期間，財政部發言人講話）。地方財政預算對保障房資金投入更加吝嗇。以杭州為例，2009年土地出讓收入1200億元，但2009年財政預算的保障房投入僅10.79億元，不到土地出讓收入的1%。預算僅僅是計劃，實際完成情況還不得而知。政府當年的財政預算報告稱：“在住房保障方麵，財政將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安排10.79億元。其中4.71億元用於廉租房購置和租金補貼，安排3億元用於危舊房改造。”各地建設的用於幫助低收入家庭的數量本來就極少的住房，在分配上也存在很多問題，很多住房的獲得者收入並不低，甚至算是高收入家庭，一些保障房還會被拿到二級市場炒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