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邀請泰戈爾訪華，他因忙於籌辦國際大學未能成行。1922年冬，梁啟超代表講學社邀請泰戈爾訪問中國。接到邀請後，泰戈爾很高興，但因身體狀況不好，將訪問推遲到1924年的春天。
1924年4月12日，泰戈爾一行抵達上海，由才女林徽因作陪，徐誌摩作翻譯，受到了當時中國文學界的熱烈歡迎。
但事情總是多方麵的。當時中國正處於大革命時期，科學界正處於科學與玄學的論證中。泰戈爾熱愛祖國，反對西方殖民文化，熱心提倡“東方的精神文明”，與當時中國破舊求新的時代氣候不甚相符，而且當時確實有些守舊派試圖利用泰戈爾為自己造勢。另外，泰戈爾早年曾參加反殖民主義的政治運動，後因不滿於群眾的盲目行為而退出，這種作派也與當時中國熱情高漲的激進知識分子相左。因此知識界對泰戈爾訪華確有兩種態度：一種歡迎，一種懷疑和批評。持歡迎態度的多是新月派的作家，如鄭振鐸、徐誌摩、王統照等，他們大多崇拜泰戈爾，並把他的作品譯介到中國。持懷疑批評態度的多是左翼文學家，他們覺得泰戈爾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會對中國的革命青年產生不利影響。
泰戈爾訪華期間，徐誌摩夫婦與泰戈爾結成異國的莫逆之交。泰戈爾對待徐誌摩與陸小曼，猶如膝下兒女，陸小曼曾自稱感到從未有過的父愛和溫暖。泰戈爾親自為徐誌摩起了一個印度名字“蘇紹瑪”（Susoma），意為“英俊瀟灑的青年”。此後，徐誌摩在與泰戈爾通信中，常以“蘇紹瑪”自稱，同時又稱泰戈爾為“羅賓爹爹”（泰戈爾的全名是羅賓德羅納特·泰戈爾）。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講學社在協和禮堂為他舉行了一次別開生麵的祝壽活動，400餘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會，中國朋友給他穿上了中國服裝。胡適作主席，梁啟超發表了熱情洋溢的祝詞，並獻贈給泰戈爾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
梁啟超引經據典，說明這三個字的出處：“羅賓德羅納特”有“太陽”、“雷”的含義，可引伸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譯時意譯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印度稱呼中華的名字。中國人也稱印度為“天竺”。按中國姓名的習慣，前姓後名，那麼若以國名為姓，以本名為名，泰戈爾先生的中國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嗎？梁氏這一番博古通今、融彙中外的解釋，博得全場的掌聲。泰戈爾激動地離席起立，雙手合十，欣然接受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印章。
當晚，朋友們用英語演出了泰戈爾創作的名劇《齊德拉》。在劇中，林徽因飾齊德拉，徐誌摩扮愛神。兩個年輕人語音純正，配合默契。泰戈爾對他們的演出非常滿意。臨行前他送了林徽因一首小詩：
蔚藍的天空
俯瞰蒼翠的森林，
它們中間
吹過一陣喟歎的清風。
泰戈爾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後，離開上海乘船去了東京。徐誌摩和泰戈爾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間，徐誌摩寫下他膾炙人口的小詩《沙揚娜拉》。離別日本，徐誌摩把泰戈爾專程送到香港，灑淚而別，並相約來年在歐洲相會。
中國之行成為泰戈爾一生中最美好的記憶之一，直到晚年都還念念不忘。1941年，他口授了一首詩，懷念他在中國的往事：
我訪問過中國，
以前不認識的東道主
在我的前額吉祥痣上寫了
“你是我們的知音”。
陌生的麵紗不知不覺地垂落了，
心中出現永恒的人。
出乎意料的親密
開啟了歡樂的閘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