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是這些人中當之無愧的標杆，他開創了以一家企業建設一個地方的“南通模式”。他在南通的建設，帶有強烈的個人奮鬥色彩，所謂“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難怪南通有個說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這批人踐行社會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盧作孚在企業兼並中不讓一個員工下崗，陳光甫始終保持員工收入在同行業中居於前列，榮德生創建江南大學，周學熙出巨資捐建寺廟……
為什麼這個時候寫？
現在來寫一百年前的那些商人，自然是古為今用。
有人說過，所有的曆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用在當下，用在這本書上，實在是再恰當不過。
眾所周知，自從1840年英國人用炮艦強行打開中國大門開始，古老的中國風雲激蕩，被迫改革開放，迎來曆史上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曆史巨變中，商業無疑是時代進步最為強烈的催化劑之一，實業報國也成為許多有誌之士嶄新的報國之道，而新型商人群體的出現，既是社會大變革的動因，也是社會階層大分化的成果。
《大商傳奇》中的這12位大商人，都是時代激流中的弄潮兒，在1895年至1955年這一長達60年的大輪回中，他們有過五關的傳奇，也有走麥城的慘遇；有處理政商關係的苦惱，也有踐行社會責任的喜悅；有埋沒於底層時的青春憤慨，更有高處不勝寒的壯年困惑。
令人驚歎的是，清末民初的改革開放正在當代中國重續，很多領域都在上演驚人相似的故事。因此，第一代創業者的商戰謀略、危機對策、社會責任與人文情懷，對於當代中國企業家群體來說，無疑是最為生動實用的事業與人生參考坐標。
這批人身上，值得借鑒的東西很多。
大的格局上，比如，國有資本、外來資本與民營資本這“三國演義”該如何應對？企業做大後政商關係怎樣處理？與社區、社會如何才能和諧共處？
微觀角度看，比如，企業快速擴張中如何把握速度？日常運營中如何控製現金流？資金鏈斷裂後的危機對策？同是債務危機，張謇的大生集團叫天不應叫地不靈，最後被迫清盤；而榮氏兄弟的申新集團，雖然也危機四伏，步步荊棘，但最後還是涉險度過。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企業家的背後，都有一支優秀的團隊；他們所在的企業，也大都有自己的知名品牌與企業文化。至於這些人身上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共同點，就不再一一列舉，比如都在沿海、沿江口岸城市創業，差不多都趕上了一戰前後的大好時機等等。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毋庸諱言，當代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不太理想，商人群體的整體素質不是很高，有知識無文化者眾，無知無畏者更不少。這樣的“野蠻生長”狀態，從中長期看，絕不是民營老板及其企業的福分。改變這種現狀的根本途徑，就是學習，要敢於向外國學，也要善於向國內學；要勇於向當代人學，更要勤於向前輩們學。
對於當代中國商人而言，這12位大企業家的創業故事，應該算是一份不錯的教材，畢竟，曆經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他們的事跡卻依然像璀璨的星辰，閃爍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史的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