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為華人，當為中華民族效力。”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年下南洋，隻是迫不得已的無奈之舉；衣錦還鄉，實業報國，才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衣錦還鄉，這是當時很多僑商最大的心願，也是他們致富的最大動力。
張弼士在南洋發家後，老家的親人當然是苦盡甘來，更有無數鄉親南下去投奔他。那時候，張老板已經成為當地青年的偶像，有心人將他的事跡編進山歌，傳遍四裏八鄉。其中一首山歌這樣唱道：“莫笑唐山小毛蟲，飄到南洋長成龍。看牛阿哥過番去，搖身一變大富翁。”
更深層意義而言，這不僅僅是人生價值的追求，也是商業利益所在。當時的南洋，對於張氏商業帝國來說，已經沒有太大的騰挪空間。隻有在遼闊的中國，這隻已經翱翔九天的商業雄鷹，才能找到最廣闊的天地。隻有在祖國的土地上建功立業，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他包括光宗耀祖在內的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
而此時的清朝政府，經過多年的內憂外患之後，國庫空虛，治國無方，基本上處於病急亂投醫階段。對於下南洋的眾生，清廷以往是死活不過問的，隨著華僑財富與影響快速地增長，一向高傲的清廷終於開始正視這些國外子民。
1893年春，清政府駐英公使龔照瑗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經新加坡。那時，張弼士已經在南洋營建了他的龐大的企業帝國，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為祖國作貢獻。
龔照瑗到達新加坡後，張弼士給予熱情的接待。在接風宴會上，龔照瑗詢問張弼士的發財之道。張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於荷屬，則法李克，務盡地利；吾於英屬，則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征貴販賤，操奇致贏，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吾服膺斯言，本此為務，遂至饒裕，非有異術新法也。”
龔照瑗聽完這番理論，嘖嘖稱讚。他拉著張弼士的手，誠摯地說：“君並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現中國貧弱，歸救祖國如何？”
張弼士早存“實業興邦”的夙願，當即欣喜答道：“懷此誌向已很久了，願君指點！”
見張老板欣然同意，龔照瑗一點不敢懈怠，馬上致函李鴻章，推薦張弼士為檳榔嶼首任領事，獲準。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為新加坡總領事。從此，他開始奔走於中國與南洋之間。
30年的開拓，不但讓張弼士富甲一方，積累了豐富的商業經驗，而且形成了以他與張煜南、張耀軒兄弟為核心的商業同盟。這一切讓張弼士不僅在當地華人華僑間出類拔萃，還讓他更敢於直視歐美人的傲慢與挑釁。
1898年的一天，張弼士攜一位洋姨太太從新加坡赴中國香港，他們打算搭乘德國一家輪船。出乎意料的是，這家德籍輪船的頭等艙船票隻售給他的洋姨太太和德籍家庭醫生，張弼士和侍從由於是華人，隻能坐統艙。張弼士當時勃然大怒，把侍從買來的船票撕得粉碎，拋向大海，怒吼道：“豈有此理，華人不能坐頭等艙，簡直欺人太甚！”
這類事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遭受此等待遇的不止張弼士一人，可謂千千萬萬的華人。企業家中類似的還有盧作孚、陳光甫等，正是外國人這等民族歧視的偏見與規定，激起他們的創業激情，從而產生了民生航運、中國旅行社這樣影響巨大的著名民族企業。
盧作孚、陳光甫受歧視時，尚未發跡，隻能將憤恨暫時藏在心中；而此時的張弼士，早已功成名就，哪裏肯吃這個虧！為給華人爭氣，張老板決定立即創辦自己的輪船公司。《清稗類鈔》有這樣的記載：“張乃登廣告於西文各報，招聘船員，購置商艦，往來新加坡與中國香港之間，專載華人華貨，價照德公司減半，蓋誓毀家以與德公司競也。”
這場價格戰令德國這家輪船公司損失慘重，其經理趕忙托人向張弼士道歉求情。張弼士直言，必須改掉不準華人乘坐頭等艙的陋習方可罷戰。為避免破產，德國佬隻有被迫答應。
這場商戰隻是張弼士一生事業中的一個小插曲，此時此刻的張老板，更多的心思還是在如何實業報國上。
自1893年應詔歸國後，張弼士受到光緒帝的召見。趁此機會，他多次上書朝廷，建議振興商務。歸納起來，張的建議主要包括三個核心思想：一是設商部，二是開特區，三是引外資。
1903年，在奏劄中，他向光緒皇帝直言：“現時庫款支絀，財力困微，其能籌集巨資，承辦一切者，唯仰賴於商，農、工、路、礦諸政必須歸並商部一部，否則事權不一，亦非商戰之利。”
清廷君臣認為張弼士的建議有道理，於是光緒皇帝於當年9月下詔成立商部，欽命載振為商部尚書，欽命張弼士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這個事件影響頗大，創刊於1904年的《東方雜誌》評論說：“實業之有政策，以設商部始。”
1904年10月，張弼士獲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他又上陳奏劄，提出發展商務的12條建議。在奏折中，他建議動員海外僑民回鄉投資：“動之以祖宗廬墓之思，韻之以衣錦還鄉之樂。”在策略上，他提出：“湊集華資，認真提倡，選擇要地，築路一段，開礦一區。”就是將華資用在最迫切的築路、開礦上，以此帶動當地經濟發展。
要想富，先修路。這樣的見識，在張弼士的商業實踐中，其實算是常識。最能開人眼界的，還是他建議在閩粵兩地開設特區。
張弼士在奏折中說，中國經濟的發展要有所側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區作為開放的窗口，“外埠華商，籍隸閩、粵者，十人而九，其擁厚資善經營者，指不勝屈”，所以“振興商務，尤非自閩廣等省入手不可”。
光緒皇帝當時正急於改革，他認為，國外華商能在短時間內發達起來，除了聰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們的理念正確。因此，清廷很快采納了張弼士的建議，先後頒發《獎勵華商公司章程》《華商辦理農工商實業爵賞章程》，以種種優惠政策吸引國外華商投資。
為借張弼士的國外影響力，清廷還任命他為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據當時記載，返回南洋後的張弼士，每到一處，“懸燈結彩，高掛龍旗，行者塞途，馬車轟轟。觀者如堵，極一時之盛”。
買 路
1892年，中國發生了很多事，但能被載入史冊的不多。一百多年後，2000年的中華世紀大典，北京中華世紀壇的青銅甬道上，這一年能被銘刻的隻有四件大事，其中有一件就是張弼士做的。關於這件事，銘文是這樣寫的：“1892年，壬辰，清德宗光緒十八年……華僑張弼士在山東煙台創辦張裕葡萄酒釀酒公司。”張弼士答道。
創辦張裕，是張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回國投資創辦的企業中最成功的一家。而張老板的創業動機竟然來自一個道聽途說的故事。
1871年的一天，巴城，在商界已鼎鼎有名的張弼士受荷蘭籍總督亨利邀請，去參加法國領事館的一個酒會。會上，張弼士對法國葡萄酒讚不絕口。看到他對葡萄酒如此感興趣，法國領事就向他講述了自己的一段經曆。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這位法國領事是英法聯軍的一員。當英法聯軍占領煙台後，他們發現煙台的山中有大片的野生葡萄，於是士兵們便用隨身攜帶的小型製酒機，用野生葡萄釀出了葡萄酒。而這些酒的味道，堪比法國本土的名牌葡萄酒，給這些期望對酒當歌的英法士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那個法國領事酒酣耳熱之際順口說出的一段往事，卻讓張弼士牢牢記在心裏。要知道，張弼士在南洋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洋酒銷售，更不要提客家人喜歡釀酒喝酒的悠久傳統。
20年後的1891年，張弼士應時任登萊青兵備道（轄登州、萊州、青州三府，道台衙門設於煙台）兼東海關監督的盛宣懷的邀請，到煙台考察。對於盛宣懷來說，把張弼士請回來，當然是想借此完成國外招商引資的任務，讓他到煙台去開礦、建鐵路。
按官場規矩，張弼士到迎賓館住下來後，盛道台自然要先招待他吃喝玩樂一番，然後便帶他參觀港口，參觀這個參觀那個，以激發他的投資熱情。但張老板這次回來，最大的興趣還是在葡萄酒上，對修路、開礦他也不是不可以幹，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借此機會，張弼士對煙台的風土人情進行了全麵考察，他發現此地靠山麵海，氣候濕潤，土質肥美，確是種植葡萄的好地方，可以釀造出優質葡萄酒。
考察一番後，盛道台詢問張老板的投資意向。沉吟一陣後，張弼士問：“我可不可以在這裏種葡萄？”盛宣懷當時就愣了，這根本不在計劃之中嘛，怎麼回事？張弼士重複並解釋理由後，盛宣懷說：“我可以給你1 000畝荒山種葡萄，但你種葡萄幹嗎？”“我想釀葡萄酒。”
盛宣懷琢磨，反正釀酒也是辦實業，隻要是在我的地盤上就算我的業績。因此，他爽快地同意了，並答應提供像修路開礦一樣的優惠政策。末了，盛道台又問：“那你打算給這個葡萄酒廠取個什麼名字呢？”“張裕！”張弼士是脫口而出。
其實，這個名字張老板已經琢磨很久。既然決定辦酒廠，就要起個好名字，名不正則言不順嘛！張裕公司的創辦，在中國葡萄酒產業史上屬於破天荒，而且，這還是張弼士在國內創辦的第一家企業，猶如嬌女上轎，新婦生子，怎麼也得起個好名字！
創始人既然姓張，公司掛塊“張記”牌子本是順理成章的事，用不著格外在意。然而有意思的是，翻遍張弼士的生平年譜和所辦企業名錄，大小二十幾個企業，裕和、裕興、裕昌、裕益——“裕”字比比皆是，唯獨找不出第二個“張”字，奇哉！
辦酒廠，錢不是問題，張老板有的是錢。但問題是執照難辦，因為這涉及公司采用什麼章程，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還是商人合股？這些在當時流行的辦廠方式，張弼士一概不用，他要獨資獨辦。
至於其中原因，張弼士在一次與李鴻章的對話中說得很清楚：“政府要辦，須先設辦公機關，派人采購……工廠尚未建成，資金已耗去大半；開工後，折扣、浮冒、種種弊端虧損難以預計，安得獲利？”
在當時清政府的官僚作風之下，申辦這樣一家獨資企業必須要得到朝廷的點頭許可。在他的多方斡旋下，李鴻章終於為公司親自批示：“準予專利15年，凡在奉天直隸山東三省地方，無論華洋商民，不準在15年限內，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奪。”這應該算是清政府批準的最早專利。
執照拿下來了，但張弼士心中還是不踏實。他已經計算過，辦這樣一家酒廠，至少要有200萬兩白銀的投入，耗時更是無法預期。如果不把路子鋪墊好，到時候半途而廢，那損失就太大了。
雖然已經結識了李鴻章、盛宣懷等洋務大臣，但張弼士深知，要想確保在國內投資的安全，讓自己的商業建言落到實處，就必須打通政治勢力最強的環節。說白了，就是要直接搞定清廷真正的主人慈禧太後。
1903年，慈禧太後召見張弼士。當日恰逢慈禧壽辰，他順勢奉上一筆厚厚的覲見禮——白銀30萬兩，此舉轟動清廷內外。為此，清廷賞給他頭品頂戴，太仆寺正卿職，而且體恤其年老，特準其見太後與皇帝時可以不跪拜。
從此，張弼士成為官商一體的紅頂商人，這無異於為張弼士發了一張在國內投資設廠、實業興邦的通行證。此後，張弼士在朝廷內外不僅做事一帆風順，而且遇事總有貴人相助。
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當時名滿天下，人品學問高人一籌，書法又精到。張裕葡萄酒動工時，張弼士動了請他題寫廠名的念頭。以翁同龢的練達，當然知道張弼士非等閑之輩，樂得送個人情。翁大學士當下大筆一揮，樸茂凝重、氣韻天成的“張裕釀酒公司”六個大字一氣嗬成。翁的書法潤格一向讓人望而卻步，這次特意破了例，每字僅收白銀50兩，算是意思意思。
一百多年來，這六個鎦金大字一直鑲嵌在張裕公司大門上方，透著不同凡俗的富貴大方氣象，既抬高了張裕的身價，也使過往的行人多了一份談資。
臥 薪
地到手了，人員也開始進駐，1892年春，張裕酒廠在煙台海邊正式開工了。
春去秋來，看著遍地的野生葡萄，張弼士心中非常歡喜，這哪裏是葡萄，分明是一棵棵搖錢樹啊！但張弼士的好心情沒有保持多久，因為用這種葡萄試製出的葡萄酒，味道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換句話說，這些野生葡萄根本無法釀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
是戰爭年代法國士兵味蕾失靈？不像。是那個法國領事在忽悠他？也不對，因為之前張弼士已經將煙台本地的土壤送到歐洲去分析過，結論確實是適合種植優質葡萄。
在分析各國優質的葡萄產區後，張弼士作出了一個橫跨歐亞兩洲、引進歐洲當地優質葡萄苗的大膽決定。如果說，張騫在曆史上第一次從西域引進了食用葡萄，那麼在兩千年之後，張弼士就是第二次大規模引進了能釀造紅酒的葡萄，而這一次卻是通過波濤洶湧的海上絲綢之路。看來，還是家花沒有野花香呀！
張弼士派人到歐洲購買了120萬株良種葡萄苗。在運輸途中，葡萄苗遭暴曬後大量枯萎，損失了十幾萬元。張弼士雖然很痛心，卻鼓勵經辦人說：“勝敗乃兵家常事。我不怪你，你再到歐洲去買120萬株回來！”由此可見其實業家的氣魄與胸懷。
洋葡萄來了，但栽種不久即出現大麵積死亡。不信不行，這就是水土不服呀！這個時候，煙台山上的野生葡萄終於派上了用場。張弼士讓人用當地的葡萄枝作為砧木來嫁接，這一嫁接就是十餘年，失敗無數次，到1906年才獲得成功，總共嫁接葡萄24萬多株，124個品種。這過程，簡直就是現代的雜交育種工程，其難度一點也不比袁隆平先生培育雜交水稻低呀。
“七分葡萄，三分釀造。”釀酒師是釀酒藝術的靈魂，他們掌管著葡萄美酒釀造藝術的密碼，依靠舌尖和鼻子的敏感與特有的天賦，在色香味中精雕細琢。張裕公司創辦初期，張弼士對釀酒師的引進非常嚴格，曾經“三聘酒師”。
張弼士聘請的第一位釀酒師是英國的俄林，這位英國釀酒師抵達上海時得了牙痛病，拔牙後因為感染死了。這應了中國人的一句老話：牙痛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
第二次聘請的是荷蘭酒師雷德勿，這次張弼士卻碰上了一個江湖騙子。這家夥自稱擁有國家考核憑照，其實全是謊言，他純粹是濫竽充數，釀出的酒全是廢品。
直到最後，當時奧匈帝國駐山東煙台的領事巴保毛遂自薦，擔當了張裕公司的釀酒師。巴保是奧匈帝國弗朗茨·約瑟夫家族的男爵，他父親是一位釀酒專家，曾發明葡萄糖度測定表，後人稱“巴保糖度表”。巴保在張裕公司工作了18年，主持釀造了高月白蘭地、夜光杯、佐談經、瓊瑤漿等15個品種的葡萄酒。
釀酒工藝及配方無疑是葡萄酒廠的核心技術，這等技術完全掌控在外人手中，終究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在積極引進外國釀酒師的同時，張弼士未雨綢繆，指派侄孫張子章等人到法國等地學習釀造技術；巴保進廠後，他又安排他們拜巴保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