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都是典型的“林毅夫論調”，與官方保持高度的一致，很好地扮演著官方智囊的角色。不管是企業自生能力還是新農村建設的相關論述，林毅夫都為政府留下了極大的操作空間。
因此，林毅夫理論主張的政策意味要遠較其他學者來得濃厚，也遠較那些帶有激烈體製變革意味的主張來得更富於可行性，包括我們將在第四章提到的楊小凱教授。
2000年左右，著名的旅澳華裔經濟學家楊小凱提出俄羅斯將來的發展可能超過中國的預測。林毅夫據理力爭，和楊小凱就有關發展中國家“後發”是“優勢”還是“劣勢”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論戰。這場華人經濟學者間的爭論，被不少學術精英與政府高級官員定義為“改革開放以來，就戰略級別上的中國發展所進行的最具原創性洞見、也是最有鋒芒和理性精神的論辯”。
楊小凱提醒，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盡管現在改革開放很成功，但由於沒有進行根本的憲政體製改革，發展前景並不清晰明朗，因此會有“後發劣勢”。而林毅夫則認為，一個“後發國家”並非要先實現英、美的憲政體製改革才可以避免“後發劣勢”。一個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利用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在於發展戰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能誘導企業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那麼，“後發優勢”就能夠充分發揮。
這場論戰至今沒有勝負者，但這場爭論仍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學界，盡管當事人之一的楊小凱已經英年早逝。
楊小凱的“後發劣勢”和林毅夫的“後發優勢”都沒有錯，二君的見識是互補而非對立。可惜的是，楊小凱的“盛世危言”是苦口的良藥，所以兩者在大陸的受關注度，自然相去甚遠。今天，林毅夫的“後發優勢”等理論仍經常被官方輿論提及，甚至會被用來證明“中國模式”和中國改革方向的正確性。
有著如此構建新理論的天賦和敏銳的政治洞察力，這樣的經濟學家自然會得到官方的重用和欣賞。而林毅夫的世界銀行之路自然也與其“中國智囊”身份有關。世界銀行需要改革，但是短期內很難徹底改變發展中國家持股比例較低的問題。此時選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智囊擔任此職，可以緩衝四方爭議，是世行行長佐利克的高招之一。
因此在兩岸媒體眼裏，林毅夫和“傳奇”綁定在一起。30年前，集萬般寵愛於一身的這位金門馬山連連長，渡過海峽投奔祖國大陸。至今，鮮有人能理解這位被蔣經國看好的擁有大好前途的“優秀青年”為什麼會突然不辭而別遊向對岸。這也許是林毅夫帶給世人的第一個“意想不到”。
第二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林毅夫到大陸之後，沒有像其他兩岸對峙時期的投誠人員那樣，選擇在軍隊中發展，而是到北京大學讀書，並且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
第三個“意想不到”，則是沒有選擇留在美國，而是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並且為中國改革孜孜不倦地做著預測和建議，而且始終以智囊的身份為政策提供完美的理論解釋，此後，更是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
“新農村建設”或許最能說明這點。有評論稱:其連續多年關注農村問題，發表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倡議，能成功成為中國政府高層的決策，並讓政府轟轟烈烈地進行一場政治經濟運動的，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林毅夫可以堪稱是學界的第一人。①
林毅夫讓人下一個“意想不到”的舉動會是什麼?沒有人能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