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兮所倚”
14世紀四五十年代歐洲遭受了一場嚴重的鼠疫侵襲，對於歐洲來說，那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時刻，有2500萬人被奪去了性命。
這場大瘟疫被稱為“黑死病”，死去的人口占總數的1/3，是世界曆史上無可爭議的流行時間最長，死亡人數最高，危害最為劇烈的瘟疫。
然而這場慘絕人寰的鼠疫卻給葡萄牙的崛起帶來了一線生機，葡萄牙人以強壯的體魄和強大的免疫力著稱，因此他們非常幸運地躲過了這次浩劫。然而當葡萄牙還在生存下來的喜悅中，卻不曾想到今後他們將要麵臨的艱難處境。
俗話說的好，“禍兮福兮所倚，福兮禍兮所伏”，葡萄牙人雖然逃過了鼠疫的大劫難，但其人口急劇膨脹，國內種種矛盾卻開始高度激化。同時，由於從東北部西班牙城市運入葡萄牙的商路被限製，輸入葡萄牙人生活必需品如香料、糖、金銀數量急劇減少，因此價格暴漲，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隨之下降。
葡萄牙麵臨的更為棘手的問題是，由於歐洲金礦的稀缺，葡萄牙鑄造貨幣的黃金幾乎完全依靠進口。黃金供應的不足則會導致市場上的貨幣成色下降，信用度降低，將使葡萄牙的經濟逼入絕境，葡萄牙進入了伊比利亞經濟危機時期，社會也開始動蕩不安。
葡萄牙麵對隨著人口的增多而帶來的諸多問題，開始了在海上探險的道路。
葡萄牙是第一個海外擴張的國家，其原因有三個。首先在於葡萄牙是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國內的政治比較穩定，有能力進行大規模的探險活動。其次是葡萄牙的三麵都被陸地包圍，要發展，除了進行海上探險外沒有別的選擇。第三是國內的麵積較為狹小，資源有限，而且由於歐洲封建製的特點，國王、貴族、平民都有法律保障的權利，國王不能無限壓榨，隻能將目光轉向遼闊的海上。其實，支持葡萄牙乃至其他國家海外擴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尋求財富和靈魂，即為了追求財富和發展宗教而進行的擴張。
早在14世紀初，葡萄牙王國已經有了一支規模不小的航海艦隊，葡萄牙商船與荷蘭、英國經常保持商業的往來，向西南方向的航線已到達加那利群島。國王費爾南多一世時代，葡萄牙商業出現空前盛世，裏斯本已成為大西洋沿海的重要外貿港口。隨著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王權得到進一步加強，從而具備了海外擴張的基本政治前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民族統一國家形成於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王權、貴族和新興商業資產階級三者之間有了相當程度的利益一致性，並且形成了一股推動海外擴張事業的融合的力量。重商主義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將王權的財政需求與對外貿易聯係在一起。發展國內外商業和進行海外拓植成為王權獲取財源的重要途徑。
因此，自14世紀以來，曆代葡王都把發展海上勢力作為最優政策。比如，他們開放王家森林，使木材能供應造船業；賞賜騎士特權，用來獎勵優秀造船官員；招攬熱那亞水手，用來培養優秀海員；強製實行海上保險，以發展壯大海運業；鼓勵貿易，以吸引外國人，等等。
這些都為海上擴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許多中小貴族，因為通貨膨脹，地租收入不斷下降，所以不惜冒著生命危險而選擇遠航，把海外掠奪當成唯一的發財之道。至於新興的商業資產階級分子，他們的利益與那些貴族的利益並不衝突。13—14世紀，波爾圖和裏斯本的商人即壟斷著從直布羅陀到北海的香料貿易，因此，他們對打通亞洲的香料貿易航線是非常積極的。於是，國家聯合商人和貴族的力量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共同進行了向南行進的有組織、有計劃的遠洋航海活動。
從十五世紀開始，隨著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後開辟通往東方世界的新航線和發現西半球新大陸，孤立的世界各國曆史開始向統一的世界史過渡。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歐洲最早的民族國家開創了航海的時代，建立了強大遼闊的海外殖民帝國，從而開創了西歐列強依靠先進的技術和強大的武力統治全世界的時代。
在導致葡萄牙和西班牙崛起的全部因素中，它們的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機遇也是占有重要位置的。十五世紀初，奧斯曼土耳其在西亞地區突然崛起，並且勢不可擋。1453年土耳其軍隊攻克了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這個東西方貿易傳統中心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東西方商路的通暢，於是導致了歐洲傳統的貿易和財富中心意大利諸等長期衰落的曆史。在長達三百年的時間裏，奧斯曼土耳其和以奧地利—神聖羅馬帝國為首的基督教國家的衝突成為當時歐洲外交鬥爭的重心。歐洲海外新航線的開辟，葡萄牙帝國之所以能一鳴驚人，西班牙帝國不能避免的站得越高摔得越重，都與其有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