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怕死，而是怕活，這便是那個時代的荒唐。
從這次自殺未遂，我這人發生了變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門，就見B作家帶一幫人正等著我。見我就氣勢洶洶地問，幹什麼去了？嘴裏哪來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兒？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竟然衝他叫道："我沒有反動言論，你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一叫，嚇了B作家一跳，也嚇了我愛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麼會如此膽大包天？過後我愛人說我的嗓門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門還大。也許是酒精的放縱作用，也許是因為我剛剛從死亡那裏返回來，人變了。
在GG農場，有個NK大學的化學係學生，是個矮小文弱的女學生。她也是被劃為右派的。平時幾乎不說話，在農場的實驗室裏負責化驗。一天吃了氰化鉀，一下就完了。誰也不知道她為什麼突然自殺，遺書也沒留下。農場對待這種事通常隻用一句"想不開"了結。但這女學生的難友悄悄告訴我，她最近私下裏總說一句話："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體指什麼，無人得知。我卻明白，她和我過去一樣，太脆弱，太自尊；她還不知道，在這種苦難麵前，人隻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變成一個"○"，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還認為自己是個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實說，我能承受這種賤民生活，又是為了我的愛人。她大我六歲，我倆沒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組織培養對象。在我劃成右派後，人人勸她棄我另嫁。但她理也沒理，多少年來隻靠著她那幾十塊錢養育我父母，貼補我，一切怨言怨語全部沒有。每隔一周，是GG農場允許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為我準備好吃的穿的，第二天淩晨三點起床，拂曉時搭車，十點鍾到達M村，再步行三十裏，下午到達GG農場。隻為了撐死了總共二十分鍾的見麵。見麵在一間很大的筒形的房子裏，中間隔一排長長的矮桌，一邊是探望者，一邊是我們。見了麵，說不了幾句話，她便把我的破的髒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裏，趕班車，夜裏回到家。逢到刮風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著這可憐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別的想法。我心裏隻有一句話：放心吧，我為你活著！一個人為另一個人活著，有時也很充實。
求知欲是知識分子的本能。我從小的習慣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獲得的知識，看看自己，各個方麵，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時發現今日一無所得，便惶然翻身起來找本書看，若有收獲，倒下再睡。
但到了農場後，不行了。這裏有規定，犯人之間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錢、訴苦、甚至講故事。一般犯人不會感到特別的難受，我卻覺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換了一種方式，天天晚上，閉上眼，把當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為一種難得的人生經驗，代替書本上知識，把這些視為變相的財富收獲。當然這祥做有時也會感到空茫。一次，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獲，它使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GG農場為了加強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戲，叫我組織一些略通文藝的勞改犯編排小戲。為了寫好戲詞，給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舊的《新華辭典》。我就問管教人員："我平時可以看看這本辭典嗎？"他說："這個可以吧！"天嗬，我這可有幹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這本辭典看，一字一辭，一頁一頁，從頭到尾，六年間我看了一遍半。《新華辭典》後邊的附錄部分還有各種曆史、地理、科學的知識，我就背誦，直背得滾瓜爛熟，好家夥，簡直一部百科全書呢！肚子裏裝下一部字典，會有多大學問？這是不是因禍得福呀，倘若不是被關起來，禁絕讀其它一切書，我怎麼可能成本背誦辭典？可是等我出來後對人一說，朋友都大笑說："這算什麼學問！"果然，過後能用上的東西並不多，日久天長，那些曾經背誦得精熟的，不知不覺都忘得一幹二淨。這時更覺得自己被徹頭徹尾地荒廢了。
在GG農場裏，勞教人員對我說："你們文化局長怎麼跟你這麼過不去？你已經到這兒一年多了，又被開除了公職，按理說與文化局沒有關係了，為什麼你們局長又親自簽字，追送來一份材料，把你定為-極右-？"
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們局長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領導下一個藝術學校的業務人員，地位相差懸殊。雖然他有點官僚架子，但每次見到他，待我都特別和氣，似乎還很賞識，究竟為什麼非把我置於死地，還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勞教期滿，GG農場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農場就硬把我的檔案送到文化局，又給我一個戶口條，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報戶口。但我到了文化局報到時，他們說，一，我是極右分子，應該再回到農場；二，他們沒見到我的檔案。我一聽就急了，去找檔案，迫農場、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說沒見到。沒有檔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沒有收入。從那時直到七九年，我總共十六年沒有工作，是一個莫名其妙的無業遊民，靠老婆養著，整天無所事事。是呀，剛才說過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時，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檔案拿了出來。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當然，我會告訴你的。哎，我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聽明白？
別看我沒有檔案，無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來，"十種人學習班"不要檔案，馬上把我弄進去。學習班並沒有學習，而是天天受批判，挨鬥，挨罵，挨打。
不過我的情況有點例外，一是他們認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沒有多少油水了，隻是在鬥資本家和現行反革命時，叫我站在一旁"陪鬥"。二是我反右以來這些年當賤民的經曆，已經使我對付這些事非常有經驗了。我裝得極其老實，絕不刺激他們鬥爭的興趣，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積極、太主動，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動、太不以為然；既要擺出一種"有壓力"的佯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亂人捶"，這分寸把握得比演戲還難。那些年在GG農場練出來的本事，在這兒全用上了。我像個熟練的大廚師，把自己放在鍋裏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還有兩個優勢，一是我有文化，會寫毛筆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員會的大小標語都由我來寫；二是我有輛破自行車，可以供紅衛兵們隨便使用，騎壞了，我修好，他們再騎。你別笑，那時候隻要叫我幹事，我就感恩不盡了，可有個巴結他們的機會了。
在學習班中打人非常凶，紅衛兵很情緒化，高興打誰就打誰。大概唯獨我沒挨過打。我真得感激在GG農場那段賤民的生活！這叫"在苦難中學習對付苦難的本領"，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