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很可能是以經濟利益為出發點的。或許匈奴對西域之“斂稅重刻”，包括商業稅征收。
有學者以為，匈奴也直接參與絲綢買賣：“匈奴貴族”“做著絲綢貿易”，“匈奴人”“進行絲綢貿易”，或說“絲絹貿易”。亦有關於“當時匈奴貴族向西方販運的絲綢的道路”的分析（蘇北海：《漢、唐時期我國北方的草原絲路》，張誌堯主編《草原絲綢之路與中亞文明》，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4 年，第28 頁）。然而現在看來，這樣的意見似乎需要確切的史料的支持。在考古發掘收獲中尋求文物實證，尤其必要。“匈奴人”在西域及鄰近地方“進行絲綢貿易”“絲絹貿易”的經濟行為可能性極大，如果得到證實，當然可以推進匈奴史和西域史的認識。
亦有學者說，匈奴麵對西域繁盛的商業，有“搶劫商旅”的行為（齊濤：《絲綢之路探源》，齊魯書社，1992年，第52頁）。這樣的情形，當然是很可能發生的。“搶劫”所得，有可能直接“進行絲綢貿易”。
漢王朝厚賂匈奴織品的去向
“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漢書》卷七〇《傅介子傳》），是漢王朝維護與“諸國”關係的通常形式。這一策略也應用於匈奴。
《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言漢王朝維護“和親”的同時“給遺匈奴”，這是“漢物”流入匈奴的重要形式。《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回顧與匈奴的交往，言劉邦時代“約結和親，賂遺單於”。“逮至孝文”，更“增厚其賂，歲以千金”。漢武帝時代蘇武出使，也有“厚幣賂遺單於”的記錄。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於，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於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漢書》卷六《武帝紀》）《說文·巾部》：“幣，帛也。”所謂“金幣文繡賂之甚厚”，體現出漢對於匈奴“賂”這種物資輸出形式中絲綢的意義。
漢王朝以“賜”的形式對於匈奴的物資輸送，多有絲綢織品、“絮”以及較高等級的成衣等。以具有計量統計意義的記載為例，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呼韓邪）單於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衣被七十七襲，錦鏽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
漢宣帝黃龍元年（前50），“呼韓邪單於複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竟寧元年，單於複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漢成帝河平四年（前25），“（單於）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
“（漢哀帝）元壽二年，單於來朝……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自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至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50 年間，多次賜匈奴“錦帛”及“絮”，數量逐次增加。僅簡單累計，至於“錦繡繒帛”8 萬匹，“絮”8 萬斤。比較漢文帝時所謂“遺單於甚厚”，僅不過“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史記》卷一一〇《匈奴列傳》），數量頗為懸殊。如此驚人的數額，應已超過滿足匈奴服用需求的數額。當時在漢地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以實物計價發給官吏替代俸錢”的現象（何德章：《兩漢俸祿製度》，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製度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47—48 頁）。大量高等級的紡織品“禮賜”單於，或許也可以理解為在漢地推行“祿帛”“祿布”“祿絮”製度的背景下，有經濟作用更值得注意的“賂”的意義。
也就是說，絲綢作為一般等價物，在漢與匈奴的經濟關係中實現了特殊的價值。可以推想，匈奴得到超出實際消費需要數額的“錦繡繒帛”和“絮”，是可以通過轉輸交易的方式獲取更大利益的。前引有學者分析“匈奴貴族”“做著絲綢貿易”，“匈奴人”“進行絲綢貿易”
“絲絹貿易”，“當時匈奴貴族向西方販運”“絲綢”的現象，貨源有可能包括漢王朝“禮賜”的高級紡織品。
漢匈軍事前線的絲綢發現
考古學者在河西漢代邊塞的發掘，獲得了數量頗多的絲綢殘片。
據貝格曼在額濟納河流域考察漢代烽燧遺址的收獲，包括織品遺存的發現。如烽燧A6 與漢代封泥、木簡同出有“敞開的、織造精美的覆蓋有黑色膠質的絲織品殘片；絲質纖維填料；細股的紅麻線”等文物。
通稱“破城子”的城障A8 與諸多漢代文物同出“天然絲，絲綢纖維填料”，“植物纖維織物”，“不同顏色的絲織物、絲綢填料、植物纖維材料殘片”。烽燧A9 發現“紅絲綢”。障亭A10 發現包括“褐色、紅色、綠色和藍色”的“不同顏色的絲綢殘片”。台地地區地點1 標號為P.398 的遺存，發現“（天然）褐色、黃色、深紅色、深藍色、淺藍色、深綠色、淺綠色”的“絲綢殘片”。地點7 標號為P.443 的遺存也發現絲織物，“色澤有褐色（天然）、黃褐色、淺綠色、深綠色、藍綠色、和深藍色”。金關遺址A32 地點A 發現“有朱紅色陰影的鮮紅絲綢殘片”，地點B 發現“玫瑰紅、天然褐色絲綢和絲綢填料殘片”，地點C 發現“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紅色絲綢殘片”，地點E 發現“絲質服裝、絲綢填料和纖維織物殘片”，“絲綢為天然褐色、綠色、藍綠色、藍色和紅色”。地灣遺址A33 地點4 發現的絲綢殘片，色彩包括“褐色、淺紅色、深紅色、綠黃棕色、黃綠色和黃色”。又據記述，“色度為：接近白色、褐色、紅色、綠色、普魯士藍”。大灣遺址A35 地點1、地點2、地點5、地點12 發現“絲綢殘片”，地點4、地點6、地點7、地點8、地點9、地點10 發現“紡織物殘片”。地點1 標號為P.66的遺存，發現“各種顏色（淺黃色、灰色、褐色、綠色和玫瑰紅色）的絲綢殘片”。（〔瑞典〕弗克·貝格曼考察，〔瑞典〕博·索馬斯特勒姆整理，黃曉宏等翻譯，張德芳審校《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領的中瑞聯合科學考查團中國西部諸省科學考察報告考古類第8 和第9》，學苑出版社，2014 年，第34—35 頁，第60 頁，第86 頁，第94 頁，第284 頁，第288 頁，第333 頁，第334 頁，第339 頁，第350 頁，第376—377 頁）有的絲綢殘片是在鼠洞裏發現的。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遺址的絲綢遺存普遍經過鼠害破壞，因此每多殘碎。但是台地地區“地點7”標號為P.402 的發現，據記錄：“黃色（天然）絲綢殘片，其中一塊的整體寬51.5—51.7 厘米。”地灣遺址A33“地點6”發現的絲綢殘片中，“第2 件和第19 件保留了完整的寬度，其寬分別為45 厘米和40 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