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靜有為的漢宣帝與權勢空前的霍光之間有或明或暗的博弈。秉政前後20 年，可以“立帝廢王，權定社稷”（《漢書》卷一〇〇下《敘傳下》）的霍光死後不過4 年，其家族因罪被處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時在漢宣帝元康二年（前64）。五年之後，即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劉賀去世。也就是說，劉賀看到了霍光的去世，也看到了霍氏家族的敗亡。不過，這時他已經被安置在距離政治中心非常遙遠的地方。
海昏侯墓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很可能會發現記錄劉賀政治經曆和政治體驗的文字，或許有助於深化對這一階段情節複雜的政治史的認識。
海昏侯墓發現反映的昭宣時代社會經濟文化正如國家文物局專家組所指出的，海昏侯墓園是中國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係的西漢列侯墓園。海昏侯墓是江西迄今發現的出土文物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工藝水平最高的墓葬。
海昏侯墓現已發現的重要文物的曆史文化價值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閃光點。如精致的組合樂器與伎樂俑，反映了當時貴族生活的藝術情調。漆器文字或許有益於說明漆器製作工藝流程與原料配方。偶樂車和實用安車、軺車，可以反映當時的出行方式和車輿製度。蟲草等物品的發現，可以增進我們對當時醫藥史和養生史的認識。形製特異的被稱作“蒸餾器”的青銅器，其真實用途值得考察。有人稱作“火鍋”的炊具，也是可以深化飲食史研究的重要發現。青銅器銘文中“昌邑食官”“籍田”“南昌”字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相關製度史和地方史。精致的包金、鎏金銀、錯金銀器具和華美的漆器，均體現出設計者的審美情趣和製作者的高超工藝。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徐長青研究院對有的出土器物“算得上是最頂級的工藝”的評價，是符合實際的。《漢書》卷八《宣帝紀》這樣讚美漢宣帝時代的成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鹹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所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體現了一定程度的和諧。以“技巧工匠器械”即產業工藝全麵的質量水準作為說明社會的“治”
的重要條件之一，這樣的意見，我們是同意的。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或許可以為“孝宣之治”提供相當充備的具體的實證。
海昏侯墓出土五銖錢數量甚多，據估計達200 萬枚。麟趾金、馬蹄金、金餅的發現，也體現直接隨葬大量金錢的厚葬形式。西漢其他高等級墓葬也有類似發現。相關現象反映當時社會追逐富貴、講究富貴、炫耀富貴的意識有廣泛的影響。而海昏侯墓的這種埋葬方式，也是以當時社會經濟比較富足為背景的。
出土屏風與孔子故事有關的圖像和文字，應當受到儒學史學者的重視。同類性質的孔子畫麵，這是最早的發現。圖像史學、美術考古研究者也可以從中發現重要的信息。從社會思想史、社會意識史的視角考察，這一資料可以看作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漢書》卷六《武帝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以來儒學逐漸上升至意識形態正統地位曆史進程中的非常重要的文物標誌。相信正在清理保護的簡牘中，應當存在與此可以相互印證、相互說明的資料。
海昏侯墓雖然發掘工作尚未完成，已經出土的珍貴文物品級之高已經令人們震驚。不過，一些媒體報道的內容與嚴肅的考古學知識並不完全符合。侈言“第一”，無視以往同類發現的做法，似不足取。
有的器物的定名及性質判斷，可能還需要仔細斟酌。有的器物與釀酒史特別是蒸餾酒出現的關係，大概需要經過慎重認真的研究工作方能提出確定的結論。
劉賀歸宿：海昏侯國的區域文化分析據《漢書》卷六八《霍光傳》記載，在未央宮承明殿議定廢劉賀時，“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秦始皇時代，曾經將嫪毐、呂不韋的附從者徙房陵。滅趙，俘獲趙王後，也遷房陵。漢武帝時代，因罪被廢遷房陵的，有濟川王劉明、常山王劉勃等。漢宣帝執政後，廢遷房陵的還有清河王劉年、廣川王劉海陽。然而太後否定了群臣徙劉賀至罪人流放地房陵的建議，讓他回到昌邑，享受擁有民戶兩千的“湯沐邑”。不過，劉賀在回到昌邑，居住11 年之後，漢宣帝元康三年（前63），又被封為海昏侯。《漢書》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在這一記載下明確說到這一侯國的所在地是“豫章”。劉賀終於還是被“屛於遠方”，作為最高執政集團並不十分放心的“廢放之人”，被迫遷徙到確實“不及以政”
的地方。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江南”地方窮僻落後，開發程度很低。
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所說：“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司馬遷還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說法，是在同篇“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語後。中華書局標點本是這樣斷句的。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以為“江南”即“丹陽”。而張守節《正義》則以為丹陽“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按照張守節的說法，標點應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的意見也許是正確的。司馬遷“江南”的區域界定並不十分明確，但是豫章確實應當屬於“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