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臣子隨聲附和來討好他人，苟且遷就來求得往上爬。對這樣的人，難道能不懷疑他們會帶來禍患嗎？
“有的臣子做令君主高興的事，以求得君主親近；說令君主高興的話，來求得君主的歡心。對這樣的人，難道能不懷疑他們是佞臣嗎？
“這九種懷疑，是為了防範壞人。”
子貢問說：“陳靈公和大臣們在朝中大肆淫亂，大夫泄冶提出規勸而被殺，泄冶的行為與比幹規勸商紂王被殺相同，可以稱得上仁吧？”
孔子說：“比幹與紂王，從私人關係上講，比幹是紂王的叔父；從官職上講，比幹是少師，他的忠心是為保住殷商的宗廟社稷，所以拚命勸說，希望自己死後紂王能夠悔悟，他的本意是真正出於仁愛之心。而泄冶隻不過是個下大夫，與陳靈公並沒有血緣上的親情關係，因為陳靈公對他的寵信而不願離去。他以區區一人之身，卻想糾正一國君臣的淫亂昏庸，死了一點兒用處都沒有，但這種精神還是值得人們懷念的。《詩經》中有兩句話說：‘民之多僻，無自立辟。’意思是說，人們大多偏激，沒有自立的辦法。恐怕說的就是泄冶這種人吧！”
南北朝的桓範在他寫的《世要論》中說：“有的臣子雖然不善言辭，但心中很有計謀，說話雖然刺耳，但做事卻做得很順利，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直率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質樸憨厚，不善言辭，外表疏忽大意，內心實際上很聰慧敏銳，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質樸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為了君主不惜冒險犯難，為了國家遭受他人的誹謗，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忠誠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為了堅持正確的東西，而與大多數人的意見發生了衝突；或者為了執行法律違背了有的人的私利，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公正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不願委屈自己而去迎合別人，不為了獲取個人名利而去危害社會，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耿直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雖然身處偏僻不為人知，卻能提出重要建議；雖然地位卑賤，卻能發表對國家大事的看法，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艱難而原諒他嗎？
“有的臣子個性孤僻，與眾不同，卻能保持可貴的節操，孤立高傲而遭到誹謗。對這樣的人，難道不能因為他的堅貞而原諒他嗎？
“這七種原諒，都是為了讓好人得到任用、提拔。”
有的臣子隻是為了保住官位，得到俸祿，不努力工作，隨波逐流，瞻前顧後，左右觀望，這樣的人，是占著位子不幹事的“具臣”。
隻要是君主講的話，就都說“講得好”；隻要是君主做的事，就都說“做得對”。暗暗揣摩君主的愛好，然後投其所好，使君主感到快樂。苟且偷安，與君主尋歡作樂，而不計後果，這樣的臣子，是阿諛奉承的“諛臣”。
內心陰險奸詐，外貌謙恭謹慎，能說會道，討人喜歡，實際上嫉賢妒能，對想要推薦提拔的人，就說他的優點，隱瞞他的缺點；對想要打擊的人，就誇大他的過失，隱瞞他的優點，結果使君主賞罰不當，命令得不到貫徹執行，這樣的臣子，就是“奸臣”。
才智足以掩飾自己的過錯，口才足以令人信服，小則挑撥離間他人父子親人，大則擾亂朝廷，這樣的臣子，就是“讒臣”。
大權獨攬，恣意妄為；結黨營私，為自己家謀利益；假傳聖旨，來顯示自己的尊貴，這樣的臣子，就是“賊臣”。
通過讒言使君主做壞事，陷入不義之中；結黨營私，蒙蔽君主，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使君主的過失在全國傳揚，周圍鄰國也都知道，這樣的臣子，就是“亡國之臣”。
這是六種邪惡的臣子。
【評議】
需要看到的是，辨別“正臣”與“邪臣”並不難，難的是克服人性中的好惡。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正臣對國家有益但很難討君王的歡心，邪臣易於討君王的歡心但對國家有損。如果是賢明的君王，尚能以國家為重，但曆史上賢明的君王又有多少呢？
葬禮的意義
【引言】
葬禮對於中國人的意義似乎曆來都是十分重大的。其實，這倒不是中國人特別的“世俗”，其中確實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蘊。
【事典】
《楊王孫傳》是《漢書》中有名的篇章。班固寫這篇文章是有感而發的。漢武帝時期，厚葬風氣太盛。當時武帝倡導在上，下麵的貴戚大臣、豪門富戶紛紛仿效，競相厚葬。楊王孫正當此時，他痛惡厚葬的世風，決心以自己的裸葬之舉來矯正它。
楊王孫是漢武帝時候的人，研究道家始祖黃帝和老子的學說。家中有千金的產業，在生活上他自己供養自己，凡是能夠保養身體的東西，沒有他求不得的。等他得了重病，要壽終的時候，命令他的兒子說：“我想裸體而葬，用這種方法來返回到我的本質上去，你一定不要改變我的意見。我死後就做一個布袋裝上屍體，放入地下七尺深的坑內。屍體放入坑後，從腳後跟拽脫身上的布囊，使身體直接與土地貼近。”
他的兒子本想沉默不聽他的話，又怕違背了父親的遺命，想聽從父親的遺命，心裏又不忍。於是前往拜見父親的朋友祁侯。
祁侯給楊王孫寫了一封信，說：“王孫您近來為疾病所折磨，我最近因為跟從皇上到雍去祭祀五帝，所以未能前去探望。願您養精神，少思慮，按時吃藥，好好地保重自己。我又聽說您讓兒子給自己裸葬，假使死去的人沒有意識也就算了，如果他還有意識的話，那不就是在地下侮辱自己的屍體，將要光裸著軀體見自己的祖先嗎？我不讚成這一做法呀！況且《孝經》上說‘為死者安排好內棺外棺、壽衣壽被’，這也是聖人留下的舊製，何必一個人死守著您那狹小的黃老思想呢？望王孫您好好想一想。”
王孫答複說：“我聽說古代的聖王因為人在感情上不忍心看到他的親屬白白死去，所以為人製定了葬禮。然而今人卻超越於葬禮的規定和限度。我因此裸葬，就是要用它來矯正世俗的風氣。再說那厚葬的確對死去的人毫無益處，但俗人們爭著相互比較，費盡了錢財，有的今天埋下去，明天就被挖了出來，這跟在荒野之中暴露屍骨有什麼不同？況且，死，本來就是生命終止時的變化和事物的最終歸宿，該‘歸’的到達該歸納地方，該‘化’的得到應有的變化，是使天下之物各自回到了它們的本質上去，蒼蒼冥冥，沒有形跡，沒有聲響，這才合乎自然的情理，那些用裝飾外表來向眾人炫耀，用大量錢財去陪葬，使屍體與土地隔離，不能返回到本質上去的做法，是使該‘歸’的不能得其所，該‘化’的不能得到變化，這便是使天下之物都失掉各自的歸宿。
“況且我還聽說，精神這東西，是上天所具有的，身體這東西，是大地所具有的。精神離開了形體，各自回到了它的本質上去，因而就叫做‘鬼’，‘鬼’這個詞兒，說的就是‘歸’的意思。那屍體孤零零地獨自待在那裏，哪裏還有知覺呢？用布帛把人的屍體纏起來，用棺木使屍體與泥土隔離，有的嘴裏還塞上玉石，想變化卻辦不到，結果千年之後變為肉幹，待到棺木腐爛之後，才能歸到土中，從這來說，人死以後又何必使屍體長久作客呢？
“從前帝堯的時候，埋葬死人隻是把樹幹摳成個匣子，用葛一類藤蔓作繩子捆上，向下不能挖到泉水，向上不能透出屍臭。所以古代聖王生時容易奉養，死後葬禮也簡易。不在無用的地方用功，不在沒有道理的地方花錢。如今卻耗費資財來重葬禮，挽留該歸的，隔離該去的，死去的人什麼也不知道，活著的人什麼也得不到，這是雙重的糊塗。唉！我不幹這樣的事。”
祁侯說：“好。”於是，就裸體埋葬了楊王孫。
作者評讚：從前孔子說，如果得不到中庸之道，那就考慮偏激的做法；看楊王孫的誌向，要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文章既記敘了楊王孫全部裸葬言行，又刻畫了楊王孫這個人物。從思想內容來看，《楊王孫傳》至少有兩點可取之處。首先，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楊王孫以自己的裸葬來矯正時弊、倡導儉葬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宣揚了無鬼論的思想。秦漢時，人們一般認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而楊王孫否定了“人死有知”的迷信觀點，宣揚了無鬼的思想，這在當時是進步的。
後周太祖郭威是一位提倡薄葬的皇帝，然而，這似乎並不是因為他有什麼高明的理論或是愛惜民財物力，與楊王孫的觀點似乎沒有什麼關係，而是鑒於“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的曆史教訓。當時，唐代皇帝的陵寢大都被掘盜，郭威倡導薄葬，提倡葬禮要從簡，其實不過是怕自己的墳墓被盜而已。
郭威認為的因厚葬而被盜墓並不是曆史上的很遙遠的事情，而是有切身體會的。當時，天下紛亂，可以說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淪喪，其時出了個以掘墓著名的節度使溫韜。
溫韜早年曾為盜，後來做了鳳翔隴右節度使李茂貞的部將，曾降梁，複降複叛。梁末帝時，做了靜勝軍節度使。溫韜肆行不法，做節度使期間，唐代皇帝的陵寢凡是在境內的，全都被他發掘盜竊遍了。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建築堅固宏偉。溫韜派遣軍隊掘開了墓道，進入寢宮，把珍寶以及秘籍圖文、書法繪畫珍品，特別是鍾繇、王羲之的真跡等稀世珍寶全都掠為己有，一無遺漏，這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就這樣，唐代皇帝陵墓遭到肆無忌憚的破壞，隨葬的大量金銀玉器、奇珍異寶，全都被洗劫一空。後來，後唐莊宗滅梁，溫韜求降，莊宗大臣郭崇韜就堅決反對接納，說：“這人是個無恥之徒，什麼人都可饒恕，就是這樣的盜掘陵墓的賊寇罪不可赦！”
溫韜掘墓的事，給後周太祖郭威的震動是非常之大的。他曾多次告誡周世宗柴榮說：“當初我西征時，看到唐十八陵的墳墓都被盜光了，這就是由於埋葬在裏麵的金銀、玉器和珍寶太多了。我若死了，就用紙做壽衣，用瓦棺收殮。要及早入土安葬，不要久留在宮中。墓中不要用石料，用磚代替就行。埋葬之前，還要打開棺柩讓人看清，免得讓人疑心裏麵藏了珍寶，再動盜墓之心。安葬完畢，征募住在附近的三十戶百姓，免去征徭，讓他們守護就行了，不要修地下宮室，不要置守陵的宮女。工人役徒都要雇，不要擾民。墓前也不必置石羊、石虎、石人、石馬，隻要立一塊石碑就行了，上麵刻上‘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一行字。你要是違背了我的意願，我是不會賜福給你的。”
史家評論說，自秦漢以來，帝王厚葬成為風氣。他們靡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建築規模宏大的陵墓，死後又用大量的珍寶金銀陪葬，極盡奢侈豪華之能事，而在做這些事的人當中，又不乏英偉聰明之主，實在是令人難以理解。人在生前富貴，還想保證死後的長存，這也實在是癡心妄想了！奢靡厚葬，不僅勞民傷財，化神奇為腐朽，而且給日後陵墓被掘、死不安寢留下了隱患。照此而言，郭威也可以說是一位有識見的國君了。
然而，孔子是主張“厚葬”的，不過，他的這種想法在當時就遭到了誤解和批評。且看《晏子春秋》裏的一段話。
孔子來到齊國，拜見了景公，景公十分高興，想把爾稽這塊地方賜給孔子，他把想法告訴了晏子。晏子對景公說：“不行。孔子這個人傲慢自大，好自以為是，不能讓這樣的人去教誨百姓；他喜歡享樂而輕慢百姓，不能派他具體管理地方；他講求修身，要求人們順從天命，而討厭治理實事，所以不會盡職盡責；他鼓吹厚葬，必然破費民財，使國家貧困；要人們守喪曠日持久，不提倡節哀，這都不是愛民的辦法。治理國家的難點，在於實際治政中如何作為，而儒家學說隻在表麵形式上下功夫，所以有意身著特異的服裝，故意在臉上裝出肅穆的表情，顯得與眾不同，而這樣做，根本不能教導民眾、教化百姓。自從至聖大賢消失以後，周王室權威衰落，各種禮儀日趨煩瑣，而民眾的作為、風氣卻愈發輕浮，禮樂製度越來越龐雜，而社會道德風尚卻每況愈下，日漸沒落。現在，孔子大力提倡禮樂，向世人展示炫耀，奏樂起舞，招集門徒，特別注重有關上下尊卑和日常行為舉止的各種禮儀，想以此來限製和約束民眾。孔子的學問雖然淵博，卻不可能成為社會效仿的榜樣，勞心費力也不能對民眾有所幫助，對他的思想和說教，一個人即使有兩倍長的壽命也無法通曉那麼煩瑣的東西，對那些煩瑣的禮儀，花費一年的時間也學不會，就是積累多少財富，也無法滿足這些禮節開支的需要。他這樣做，是用精心編製過的各種邪說來迷惑國君，通過大興歌樂來愚弄百姓，孔子的學說不是治國之策，他的說教也不能用來教育人民，您是不可以向他請教治國之道的。現在，您一定要向孔子求教，然後再來治國治民，那隻能是緣木求魚了。”
齊景公聽了他的這一番話，覺得十分有道理，認為孔子的學說不是好的治國之道，就不再理睬孔子。後來，孔子隻好離開齊國到別處去了。
【評議】
孔子實在是冤枉，因為他本來就不是那個意思；但他其實也不應該感到冤枉，因為他的學說在當時還很少有人理解，像晏嬰這樣的理解已經算是不錯的了。孔子講究厚葬，並不是要陪葬多少東西，主要是指禮節的隆重。孔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意思是說人隻有通過對自己的結局有十分謹慎的考慮（其中也包括能夠體現社會對其功過評價的葬禮的隆重與否，其中很重要的成分是血緣關係的評價），才能認真地思考未來，才能認真地思考人的價值和意義，也才能自覺地把人與其他動物區別開來。這樣，人才能真正地從內心深處建立起道德感。應該說，孔子的理論是帶有根本性的，是從人的最深刻的本質深處出發的，因而，孔子雖然沒有被齊國所接納，但這並不影響他為萬世師。而晏嬰僅是從十分膚淺、直接的社會應用層麵出發的，他不接受孔子的理論也似乎是有道理的，但其影響畢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