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科學研究，王淦昌容不得半點馬虎與拖遝。他時常叮囑大家：“必須做到萬無一失。”1969年，在王淦昌的帶領下，一些科研工作者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的準備工作。一次在戈壁灘花崗岩層裏的平洞實驗，由於任務緊、工程大，科研工作人員與戰士們一起在坑道裏並肩作戰。然而，那裏的通風條件不夠，不時地冒著氡氣，濃度超劑量不斷增加……在發現問題後，王淦昌立即采取一係列的有效措施，並積極組織晝夜防護檢測。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其做法卻遭到一些科研工作人員的批判，並加以“擾亂軍心”、“活命哲學”的罪名。他卻立刻反駁道：“什麼‘活命哲學’，這是科學，科學就要講究實事求是。”
對他人加以評價的過程中，王淦昌始終堅持兩個重要原則——一是否愛國，二業務是否良好。當某個科研小組的某個同誌提出科研方麵較好的想法時，他就會不假思索地宣布：“本小組的組長由你來當。”1987年，他的學生王乃彥不小心撞傷了眼睛，並致使視網膜脫落。那時還是全國人大常委的王淦昌，多次前往同仁醫院看望王乃彥，在其做手術的時候，他一直守在手術室的外麵，並對醫生再三叮囑道：“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還重要。”
每當憶起“以身許國”的王淦昌時，諸多人們均會記起他曾說過的這樣一句話語：“愛國主義是對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為國家工作，必須投入全部力量，並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典故來督促自己。”王淦昌在德國留學期間，曾有人對其勸說道：“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很落後，又沒有你需要的科學研究條件，何必要回去呢？”王淦昌卻斬釘截鐵地回答道：“雖然科學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現在，我的祖國正遭受苦難，我要回到祖國去為她服務。”
王淦昌曾做過許多極富創造性的工作，他曾兩次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一些人們預測道：“如果他繼續在原來的科研領域工作，將有可能叩開諾貝爾獎的大門。”對此，王淦昌卻淡然一笑，並說道：“人之一生，還有什麼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貢獻給祖國更有價值，還有什麼比看到祖國的日益強大更值得自豪呢？”
王淦昌始終將國家與人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時刻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命運緊密結合在一起。句句話語，既能展現他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又能揭示其“以身許國”的科學情懷。
5．核試驗中為士兵健康呼籲
1998年12月10日，中國科學界的巨星、世界物理學界的大師王淦昌泰鬥去世。然而，每當憶起他的時候，人們不但為其學術威望深深震撼，而且對其充滿了欽佩之情。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王老對年輕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給予支持。”
多年以來，中國科學院物理學部原主任賀賢土院士一直在王淦昌的領導下工作，他既深受王淦昌的影響，又深得王淦昌的青睞。賀賢土不僅酷愛文學，而且還喜愛音樂，並拉得一手好二胡。
“在1956年，他在浙江寧波中學讀高中二年級，當時國家急需人才，並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令。寧波中學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不僅組織學生幹部宣傳國家的發展要求，還邀請專家講解半導體、核聚變等物理知識。在一部錄像片中，放映王淦昌在前蘇聯授課的情形。”這是賀賢土第一次見到王淦昌的情景，他深切地感受到他魅力：能抓住同學們的心，且把物理課程講得尤為生動，其精湛的專業技術常常令賀賢土佩服不已。就這樣，原本對文科擁有著濃厚興趣的賀賢土，卻在高考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理科，並如願以償地進入王淦昌曾任教多年的浙江大學物理係，由此與核物理學結下了終身之緣。
在大學畢業後，賀賢土前往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工作。出乎意料的是，王淦昌居然就是他的上級領導，區別就在於，王淦昌從事的是實驗研究，而賀賢土從事的是理論研究。在與王淦昌教授不斷相處中，賀賢土時常這樣說道：“在討論問題的時候，王老對年輕人好的想法，常常立即給予支持。”
“您所從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項是您最為滿意的？”
“我對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
王淦昌不但是一位頗有名望的科學家，而且善於協調組織。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深知中國科學院上海光機所的優勢是高功率激光技術，而當時的第二機械製造部九院在激光聚變能物理研究方麵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的情況下，為了進一步推動激光核聚變事業的發展，他大膽提出了“中科院上光機所與九院開展合作”的建議。畢竟激光核聚變需要多個學科的合作，比如製靶、研製驅動器、診斷、開展靶物理實驗等。與此同時，王淦昌還提出“瞎子背瘸子”、“合則成，分則敗”的創想，並再三強調中國在研製激光核聚變的過程中，僅能使用一個牌子，即“中國牌”。
在王淦昌的領導與推動之下，“上海高功率激光物理聯合實驗室”於20世紀80年代正式成立。大量實踐表明，當時的聯合實驗室曾為慣性約束聚變事業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由此開始“神光-I”激光器的設計，在80年代後期，該激光器順利建成，1994年退役。盡管光束質量並不理想，但它卻為中國的高功率激光器開啟了物理理論、實驗、診斷、製靶、綜合研究等嶄新的時代。在“神光-I”激光器方麵，王淦昌曾進行不計其數的實驗，並獲得重要的標誌性成果——第一次測得熱核聚變中子。
王淦昌多次提及中國的核物理發展事業是被外國封鎖起來的，應做到自力更生。在發展中國核電事業的重要會議上，他曾不時地談到自力更生與引進先進技術的關係：“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在慣性約束聚變的研究過程中，他依然強調自力更生的精神。
1992年，李政道向王淦昌問道：“您所從事的科研工作中，哪項是您最為滿意的？”在片刻考慮後，王淦昌這樣回答道：“我對自己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發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較滿意。”畢竟這個想法不但在當時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而且後來還是國際慣性約束核聚變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能夠使人類徹底地解決聚變能源的問題。
“先生那麼忙，還抽空給我寫信，那麼謙虛。我這輩子能結識這樣一位學識淵博、待人和藹、謙虛謹慎的老前輩很幸運。”
1969年，中國開始第一次進行地下核試驗。在探察地下的情況時，從事基層工作的王淦昌發現，帶電粒子探測器不時地發出“滴答滴答”的聲音，他便意識到洞內一定存在問題，通過檢驗分析，它真的含有損害健康的的氡氣，且遠遠超過指標。而在當時，許多的解放軍戰士與實驗人員在洞內進行實驗操作。一時間，王淦昌感到十分痛心，並立刻向相關領導報告此中狀況，並呼籲要切實保證戰士的健康。由於正值“文革”時期，有些領導不但置科學於不顧，反而批評他的呼籲是“活命哲學”，惹是生非，擾亂軍心，但王淦昌卻不為所嚇，依然堅持科學，固守自己的意見。
王淦昌關心同事、關心下級與後輩的事例不勝枚舉。在核物理科學研究領域工作的人們，隻要談及王淦昌，無一不對其肅然起敬。偶然的一天，王淦昌在遼寧無意認識了一位航天部雲南某單位的科研人員，得知此位研究人員患得癌症後，立即寫信給予安慰與鼓勵。在病榻前，這位研究人員讓愛人將信讀了一遍又一遍，並感動地說道：“先生那麼忙，還抽空給我寫信，那麼謙虛。我這輩子能結識這樣一位學識淵博、待人和藹、謙虛謹慎的老前輩很幸運。”
“細微之處見真情，細微之處顯精神。”在王淦昌的身上，這一點被體現得淋漓盡致。正是由於他對周圍的同事、下級與後輩關切甚微，才使不計其數的人們對之肅然起敬；正是由於他對身邊的科研工作者無微不至，才使不勝枚舉的人們對之充滿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