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請你來，是想請你參與領導研製戰略核武器——原子彈！”
“什麼？我們也要搞原子彈？”
對王淦昌來說，1961年4月1日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時任第二機械廠工業部副部長的劉傑緊急召見王淦昌，並一本正經地對他說道：“今天請你來，是想請你參與領導研製戰略核武器——原子彈！”“什麼？我們也要搞原子彈？”刹那間，王淦昌的心裏升起一股民族自豪感與尊嚴感。
“毛澤東主席親自批準將此項人物命名為‘596工程’。”劉傑接著嚴肅地說，“周總理將此項任務列為國家的最高核心機密，再三叮囑必須保密，主要研製人員要隱姓埋名，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王淦昌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堅決按照組織的一切決定辦事！”
研究原子彈是王淦昌多年以來的夢想，諸多年前，當他在一份外文雜誌上看到鈾核裂變的介紹，便喜出望外地將這一新知識傳授於學生，並與助手進行中子轟擊雷酸鎘的實驗，渴望能夠引來爆炸現象。他的這一舉措卻在無形中招來同事的非議：“飯都吃不上了，還做什麼試驗？”“餓著肚子也要做！”一直以來，王淦昌目不轉睛地關注著原子彈的研製，卻沒有具體條件來進行此事，他隻能將這些核物理原理與現象講給其學生們聽，卻沒有想到，若幹年後，卻能與自己的學生們一起參與原子彈的研製。
為了中國的“兩彈”，王淦昌毅然改名為“王京”，心甘情願地隱名17年之久。從1961年到1978年，在世界的各種學術交流活動中，他不知不覺地失蹤了，不計其數的國外科學家均在猜測：王淦昌到底在研究什麼呢？
他的妻子吳月琴也愈發感到奇怪，丈夫為何在一時間變得神神秘秘的？每逢到外地出差時，總是說走就走。長期以來，來去匆匆的丈夫僅留給她一句話：“你不要問了，這家就交給你了。”後來，她在無意中覺察到丈夫改了名字，募然覺得丈夫在某些方麵瞞著自己，即使打電話，也會有意地將門關上，仿佛在提防一個特務似的。
諸多年後，每當提起丈夫，吳月琴還會埋怨般地嘟囔道：“那時，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又神秘又偉大的事業，一去就是好幾個月，他來信的地址都是信箱。我就知道他在‘信箱’裏，天知道他上哪兒去了？”兒女們也日益感覺到，一向對他們寵愛有加的爸爸，猛然變得對他們“不聞不問”，即使每月發的工資也要“勞駕”別人去帶領。
“我要到西安出差，說不準什麼時間能回來，你把孩子照顧好。”
“成功了！成功了！”
從那時起，王淦昌的足跡從北京走到青海高原，又伴著大漠的駝蹤，徑自走向羅布泊蘑菇煙雲騰起的地方。
在他56歲的那年，上級要求其前往西北某地研製原子彈的炮轟裝置。由於此去時間較長，王淦昌在準備行李的時候，望著妻子那雙疑惑不解的眼睛，他破天荒地說了一次謊：“我要到西安出差，說不準什麼時間能回來，你把孩子照顧好。”當他踏上騎車時，妻子兒女均在向其揮手告別，他又後悔自己不應說謊，何必要欺騙至親的愛妻呢？況且自己在荒灘草原上進行試驗，每次曬得黝黑黝黑地回到家，雖然妻子嘴上不說，但她心裏一定會感到難過的。
這次，王淦昌所要前去的是一個寸草不生的地方。在平均海拔為3200米以上的廣袤金銀灘上，年平均氣溫是零下4攝氏度左右，風沙較大，高寒缺氧、雙凍期長，若要在此種自然環境下工作，既要忍受頭暈目眩、心悸喘息等不良反應，又要克服水土不服等各種各樣的困難。除此之外，那裏的食品、蔬菜等生活用品較為缺乏，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僅能吃一些青稞麵與蒸不熟的饅頭，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王淦昌卻與諸多科學研究者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毫無怨言。
1963年，為了照顧王淦昌的身體，組織特意安排他到廣東從化溫泉進行療養。在不經意間散步的時候，同在此處療養的陳毅向其問道：“你們那個‘玩藝兒’什麼時候能夠造出來呀？等它爆響了，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杆就硬了！”王淦昌淡然一笑，接著說道：“快了！”雖然這是一個大科學家胸有成竹的回話，但他的心裏卻尤為焦急。
1964年4月11日，周恩來在主持召開的第八次中央專委會中做出這樣的決定：第一顆原子彈要采取塔爆方式，力保9月10日之前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一定要“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刹那間，王淦昌感到肩上的擔子沉甸甸的。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一個較為有趣的小插曲：美國偵知中國原子彈研究進展順利，不時地揮舞核訛詐的大棒，聲稱大動幹戈，企圖使中國的核武器“絕育”。在一次專委會議上，居然有人提出將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推延至1970年的建議，羅瑞卿聽後，著急地說道：“到那時，咱們這些人都退休了啊！”王淦昌也甚為著急地說道：“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怎麼能停下來呢？”幸虧毛主席聽了彙報後，大手一揮地說：“原子彈是嚇人的，不一定要用。既然是嚇人的家夥嘛，早響比晚響好！”他一錘定音，原子彈的研製由此更加緊鑼密鼓。
1964年10月16日，在茫茫的戈壁攤上，一座即將放置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的百米高塔豎起來了，威風凜凜，直衝藍天。下午3時，在人們的渴望與期盼中，離原子彈23公裏的主控製站發出了核爆命令，站在主控站的王淦昌激動萬分，心情不免有些緊張。發令前的一刹那，他屏住呼吸，靜靜地注視著遠方的天空。當計數器從10轉到0時，隻見金光噴發，火球淩空，蘑菇雲騰空而起。隨著一聲驚人般的巨響，大地為之驟然一震，王淦昌狂跳起來，大聲歡呼道：“成功了！成功了！”
對於王淦昌而言，奮戰荒漠的十幾年是非常艱苦而又異常危險的，尤其在十年文化革命中，科研人員既要遭遇精神方麵的衝擊，又要忍受意想不到的苦惱、冤屈、批鬥與人格侮辱等。然而，正是由於他懷著一股愛國激情，頑強拚搏，才顯示出中華愛國知識分子的特有誌氣；正是由於他毫無怨言地一心投入科學事業，才彰現出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傳統。
4．深厚的科學情懷
王淦昌既是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又是熱核聚變研究的開拓者。每當人們憶起他的時候，總會情不自禁地重複道：“以身許國”。
“愛國主義是對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為國家工作，必須投入全部力量，並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典故來督促自己。”
“雖然科學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現在，我的祖國正遭受苦難，我要回到祖國去為她服務。”
1960年底，王淦昌從前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奉調回國。同年三月，當時擔任二機部不長的劉傑與著名科學家錢三強前來與其談話，並傳達中央領導決定。那時，他毫不猶豫地迸出一句話：“我願意以身許國！”於是，他更名為王京，獻身於中國的核武器研製事業，隱姓埋名整整17年。由此可知，立誌“以身許國”者自有與這份承諾所深深相連的特有情懷。
在一次會議上，王淦昌激動地說道：“中國人學外語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曾在那時，大家均感到十分驚訝，並為此議論紛紛。然而，王淦昌卻心平氣和地接著說道：“我們為什麼要學外語，是因為國外的科學技術發達。如果我們中國的科學技術發達了，全世界人都要學習我們，都要學漢語，那我們中國人就可以揚眉吐氣了。”刹那間，人們才意識到：王淦昌並非反對學習英語，他自己本身就精通德語、英語、俄語等多國語言，且在80歲高齡的時候，他還在依然堅持學習日語。他想強調的是，一種科研工作者振興祖國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