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
從求道的方法來看，阮元繼承並發展了戴震“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的訓詁學方法。他堅持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訓詁不明。……漢之相如、子雲，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聖賢之道乎！”[195]
阮元也重視求道，但與宋明儒者不同，他更突出訓詁方法的基礎作用。在阮元看來：“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聖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聖賢之道亦誤矣。說在《論語》之一貫。”[196]由此可見，作為考據學殿軍的阮元已經將訓詁上升到一種哲學方法論的層麵，認為離開了訓詁手段就無法從事正確的哲學思考了。然而，作為哲學家的阮元比同時代一般的考據學者高明的地方在於：他是通過訓詁方法來闡述自己的哲學思考。例如，通過訓詁，阮元將孔子所說的“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解釋成“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教也”[197]，認為“貫”應當訓為“行事”，不能訓為“通徹”。阮元說：
壹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為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為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即《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庸德、庸言、言行相顧之道也。”……此皆聖賢極中極庸極實之道，亦即天下古今極大極難之道也。若雲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故以“行事”訓“貫”，則聖賢之道歸於儒；以“通徹”訓“貫”，則聖賢之道近於禪矣。[198]
很顯然，阮元在此通過訓詁的方法，闡釋儒家哲學重視“人倫日用”的道德實踐功夫的精神，反對佛教禪宗的頓悟方法及其蘊含的道德修養的虛無化、神秘化傾向，非常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哲學思想。
為了將《大學》“格物”解釋成“至止於事物”的“實踐”之學，而不是通過“心靈窮理”，阮元從經傳裏引證了大量的例證，並引證鍾鼎文、字典來證明“格”為“止”意。其哲學的論證方式是廣義的語言學方法。他說：
《禮記·大學》篇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二句雖從身心意知而來，實為天下國家之事。……物者，事也。格者，至也。……格有至義，即有止意，履而至，止於其地，聖賢實踐之道也。凡經傳所雲“格於上下”“不格奸”“格於藝祖”“神之格思”“孝友時格”“暴風來格”及古鍾鼎文“格於太廟”“格於太室”之類，皆訓為“至”。……《小爾雅·廣詁》曰：“格，止也。”知止即知物所當格也。[199]
阮元還利用音訓的知識，通過對“門”字做重新解釋，將《論語》中“文莫吾猶人也”一句做了新的解釋，並以此證明訓詁明而經義乃明的道理。他說：
劉端臨曰：“‘文莫吾猶人也’，猶曰‘黽勉吾猶人也’，後人不解孔子語，讀‘文’為句，誤矣。”是故訓詁不明則聖賢之語必誤，語尚誤，遑言其理乎。[200]
上述所引的三例表明，作為一種方法論的訓詁，在阮元的哲學思想中占有極重要的位置，但並沒有成為其學術追求的本身。思想的表達還是第一位的。因此，在訓詁的方法與求道的目標這二者之間，阮元的哲學思想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張力，他既反對空言論道，亦反對沉溺於具體的名物研究之中而不顧“求道”的目標。他說：“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複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考博，經義確然，雖不逾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201]所謂“文字訓詁”為探求“聖人之道”的門徑，即將訓詁看作哲學思考的方法論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