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史學科體係的新思考
教育史學界對於教育史學科體係的新思考，是在對教育史學科發展曆程的回顧與前瞻基礎上，嚐試提出的對教育史學科的新思考。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以三分法為代表的，倡導以教育活動史、教育思想史和教育製度史為基本範疇的教育史學科體係，體現了教育史工作者對教育史學科體係思考的新方向。
(一)教育史學科的回顧與前瞻
以賀國慶的《外國教育史學科發展的世紀回顧與斷想》為起點，教育史工作者以回顧與前瞻的方式來探索21世紀教育史學科發展的新方向。賀國慶在對外國教育史學科發展曆程進行回顧的基礎上，認為外國教育史學科發展曾經曆兩次高峰期，分別是20世紀20年代至1937年、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將前後兩次高峰期進行比較，頗能說明一些問題。雖然從成果數量上看，八九十年代遠遠多於二三十年代，但大多數成果的水平並沒有明顯提高，標誌性的成果不多。相反，重複勞動、急功近利的產品並非罕見。史料建設薄弱，翻譯工作遭冷落，二三十年代尚翻譯出版了一批國外教育史專著,而八九十年代隻有屈指可數的幾本。外國教育史學科的內容和體係亦沒有重大突破。以唯物史觀指導教育史研究，這是二三十年代所沒有的，但效果如何，實難評判，真正有創見的成果不多。相反，片麵化、機械化、生搬硬套的現象時有所見。學科研究的方法幾乎沒有變化，仍是沿用幾十年不變的傳統方法。其他學科的最新研究進展和成果，國外教育史學科的新變化，似乎與我們關係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八九十年代的第二次高峰期隻是二三十年代第一次高峰期的複興。由於學科本身沒有多少變革和創新，經過短暫的繁榮，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和困境。世紀之交的今天，正是此次危機的關口。如何擺脫危機，使外國教育史學科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是曆史賦予我們這一代教育史研究者的神聖使命。”①作者認為，我們需要正視危機，但更要對外國教育史學科前景充滿信心，需要努力的方麵為：充分認識外國教育史學科的意義和功能；繼承已有成果，不斷創新，不斷完善外國教育史學科；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實現外國教育史研究本土化；建立重點研究基地，鞏固外國教育史研究的學術陣地；加強外國教育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合作。②與此同時，田正平、肖朗在《教育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前瞻》③一文中，在對近10年來教育史學科建設取得的重大進展和重要成果進行回顧和評價的基礎上，從三個方麵展開了教育史學科建設的回顧與前瞻
研究。第一個方麵，教育史學科的重大進展及重要成果，主要表現為：研究觀念的轉變與研究方法的創新；貼近現實、參與現實意識的增強；史料建設工作的不斷加強；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的拓展；學科理論建設的探索與進展。第二個方麵，教育史學科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為：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教育史學科的生存價值受到嚴峻的挑戰；由於師範院校本科教學計劃的調整，教育史學科教學時數大幅減少，不僅影響了教育史學科在師範教育中的地位，而且對教育史研究隊伍的穩定和發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致使一些高校教育史研究隊伍出現萎縮現象，外國教育史研究隊伍近10年來則表現得尤為明顯；教育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雖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從總體上說水平仍不夠高；研究成果中存在著部分選題重複，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費的現象；教育史研究隊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傾向。第三個方麵，教育史學科發展的趨勢及重要研究方向，主要體現為：繼續深入開展專題性、實證性研究；積極倡導多學科的交叉型、綜合性研究；努力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論水平；大力推進教育史研究的國際化。
正是在教育史工作者對教育史學科不斷進行回顧與反思的學術基礎上，200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召開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第9屆學術年會暨第6屆會員代表大會，以“我國教育史學科建設百年回顧與反思”作為會議主題，將如何建設中國教育史學科的學術討論推向了一個新高潮。會後，第一次出版了學術論文集《百年跨越——教育史學科的中國曆程》。我們選取“百年跨越”和“百年回眸”兩個方麵的內容，來整體呈現教育史工作者的學術貢獻。
通過對百年教育史學科發展曆程的回顧與前瞻，我們不難發現，教育史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成為教育史工作者共同關注的話題，並成為解決教育史學科發展危機及推動教育史學科建設的重要保障。
(二)教育史學科體係的新建構
教育史學科體係所謂的“新”,在於對已有教育史學科體係的回顧、反思基礎上的學術思考，“過往的中國教育史研究，以‘教育思想’和‘教育製度’為基本範疇結構而成。它在理論上根本於現代性的‘理論—實踐’觀念，在實踐上對應著中國教育的現代化建設進程，是國家規劃的教育發展路徑的學術性表達，並集中落實於最具‘致用’價值的通史體式中。如今，隨著研究重心的不斷下移，傳統的‘思想’和‘製度’概念已被逐漸解構並融合於行動的世界中”①。可見，構建新的教育史學科體係就成為教育史學科自身發展的必然趨向。
在建構新的教育史學科體係方麵，教育活動史研究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教育活動史研究主要以周洪宇為代表，以《對教育史學若幹基本問題的看法》[《河北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9年第1期]一文的發表為始點，形成了包括《試論教育史學的學科體係》[《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新世紀中國教育史學的發展趨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7年第3期],《教育活動史：視野下移的學術實踐》(《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教育生活史：教育史學研究新視域》(《教育研究》,2015年第6期),《加強教育活動史研究構築教育史學新框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論教育活動史多維視野的實現途徑》[《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全球化視野下的教育史學新走向》(《教育研究》,2009年第3期)等論文和《學術新域與範式轉換——教育活動史研究引論》(2011年)等專著在內的學術體係，逐步形成了關於教育活動史研究的係統認識。在《對教育史學若幹基本問題的看法》一文提出關於研究對象三分法的觀點，即教育活動史、教育製度史和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基礎上，《試論教育史學的學科體係》一文較為完整地提出了關於教育史學學科體係的新構想。
其中，教育活動史“主要以曆史上感性的、實在的、具體的教育活動的發展、演變曆史為研究對象，重點研究人類曆史上各種直接以促進人的有價值發展為目的的具體活動以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參與教育過程，進行互動的各種方式的發展、演變的曆史”,其主要研究內容為：“①分析研究教育曆史發展過程中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作為教育主體的內部和外部活動及其表現形式和特征，探索這些活動發生、發展的規律及作用；②分析研究教育曆史上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的內部和外部活動及其具體表現形式、特點及其活動規律；③分析研究教育曆史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在教育過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及其方式、方法的發展、演變過程及其規律；④分析研究教育發展過程中，教育行政人員的管理活動及其表現形式、基本特點以及演變的規律；⑤分析研究曆史上行政管理人員、教育者、受教育者三者之間的教育活動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作用的規律；⑥分析研究家庭教育活動、社會教育活動的內容、形式及其影響的發展、演變曆史及其規律；等等。”①具體來說，教育活動史研究就是要做到“三個回歸”、“四個結合”和“六個多與少”。其中，“三個回歸”,就是回歸活動、回歸主體和回歸過程；“四個結合”,就是曆史與邏輯的結合、史料與觀念的結合、宏觀與微觀的結合以及理論與方法的結合；“六個多與少”,就是多活動少製(度)思(想)、多下層少上層、多過程少結果、多細節少大概、多形式少文獻以及多圖片少文字。
於述勝在《中國教育史學科結構方式的曆史探究》一文中指出，作者本人在參加1996年中國教育學會教育史分會提交並發表在《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上的《教育思想·教育製度·教育實踐——中國教育史研究中的一個方法論問題》,可能是國內教育史學界最早係統論述“三分法”的文章，其後，“我在撰寫《中國教育製度通史》第七卷(民國卷)時，曾努力貫徹上述想法，試圖在三者立體動態的全方位考察中把握民國教育製度發展演變的曆史邏輯，以避免把教育製度史寫成單元、平麵的製度文本變遷史。但努力的結果並不理想。這當然與曆史資料的匱乏有關：一方麵，製度文本形成過程的必要細節我們無從知曉，因此，當考察製度與思想的聯係時，大多隻能就製度文本所體現的思想與當時流行的思想之間的一般聯係泛泛而談；另一方麵，除了有限的統計資料(關於各級各類教育發展、各種教育設施等),部分時人評論及少量回憶錄式材料外，我們對製度實施過程的很多曆史細節能知者甚少。因此，對於文本製度實施效果的評判也難免泛泛而論，如同舒新城在《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中談某種思想之‘影響’一樣。結果，最初的立意與書寫的結果仍相去甚遠，製度的曆史敘事仍不免單元化。今複思之：如果曆史資料齊備了，便能如我所願，寫出那種立體動態的教育史嗎?答案可能並不那麼肯定。從根本上說，這種研究範式本身就存在問題：我們是站在國家主體的立場上，並通過國家主體的擬個人化(即把國家主體設想為像個體的人一樣，能思想、會規劃並能依之行動),去完成理論與實踐，從而教育思想、教育製度和教育實踐之間的曆史鏈接的”①。那麼,如何真正實現立體動態的教育史研究?作者認為，“隨著研究重心的不斷下移，‘思想’與‘製度’的邊界開始交融並合一於行動的世界中”,“對於中國教育史研究來說，研究重心的不斷下移，意味著多層次不同曆史主體的發現；意味著‘思想’與‘製度’的邊界已從分立走向交融，進而合一於行動的世界中。這使我們以探尋教育的行動邏輯為基礎，重整教育思想、教育製度和教育實踐等學術範疇、重建教育史的知識圖景成為可能。在行動的視域中，並不存在知識與價值、情感與理智、思想與行為的機械區分，它們在相互交融中生成著行動主體的生活世界”,即“主體性的發現和行動邏輯的探尋，可能是中國教育史研究實現概念重建和理論轉型的重要契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