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G8峰會和往年不一樣增加了“金磚四國”的其他三個成員國，中國、印度和巴西，還有從地域發展的角度上看不能忽視的南非和墨西哥。於是，從6個來自規模較大、增長動力強勁的新興市場國家對原來的G7的7個發達國家的成員國這樣“力量相當”的結構上看，今年在會議的討論“內容”、會議的“導向”和會議的“影響力”上都會產生一些“新”的看點。
首先，八國峰會也許從現在開始不僅要關注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和政策協調這些“傳統”的問題，同時，在保證他們自己在國際經濟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話語權”的基礎上，也要爭取6大新興市場國家在解決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問題上所應發揮的積極作用，從而能夠緩解發達國家國內民眾對本國政府資源（納稅人的財富）投入國際事務“過多”的抱怨。為此，發達國家也做好了傾聽新興市場國家夙求的心理準備，最大程度地摸索出“雙贏”的解決方案。否則，兩敗俱傷，事倍功半。
事實上，今天世界經濟失衡發展問題不僅反映在宏觀經濟的消費和投資結構上，而且，也反映在產業結構的定位和由此產生的國家競爭力的強弱問題上。所以，今天發達國家要想解決金融泡沫破裂對本國實體經濟造成的巨大負麵影響問題，就會千方百計地希望具有潛在增長能力和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政府的強大力量去開創市場的發展活力，同時讓他們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進一步開放本國市場，從而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擔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負擔。另外，發達國家還想主動修正一些產業標準（低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用自己擅長的技術創新能力來率先開拓一些新的產業，以此彌補自己在傳統製造業上劣勢地位。所以，這次峰會也可能會涉及到今年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要解決的環境汙染問題。
另一方麵，新興市場國家的聲音，也會通過這次參會的六個國家政府首腦的發言來加以體現。主要涉及的問題可能是對自己外彙財富構成威脅的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要進行透明化的監管，遏製由虛擬經濟發展過度所形成的扭曲的“定價權”對新興市場國家實體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危害，比如，金融投機資本利用發達的市場環境，炒作原油和鐵礦石價格等大宗商品的價格，由此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無法回避的輸入型通脹問題等。另外，以中國為代表的6國新興市場國家首腦，會對自己關心的糧食安全問題，“後危機時代”發達國家可能產生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由“退出機製”選擇不當所致），也會呼籲發達國家首腦拿出具體措施來加以積極應對。
第二，這次G8峰會拓展到8+5模式是歐美國家尋求“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新格局中保持自己話語權的一個新嚐試。G20峰會盡管能夠聽到更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但是，權力和義務可能很難在這樣的平台上加以調和。也許，歐美國家希望利用G20獲得更多的信息，而通過G8為主體這個平台——在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個世界領袖作用的平台上，和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實質性”、效果也許更快地“經濟合作”！
眾所周知，這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讓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日益明顯的“利益衝突”和“實力不平衡”等嚴峻問題，由此對發達國家的信賴也在迅速下滑，而且，這也反映在這次出席會議的6個新興市場國家，最近在自己所在的區域和相互之間，都在尋求“脫發達國家”的各種全新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模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剛剛結束的“金磚四國”會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這些動向當然對現在為止世界經濟潮流有歐美主導的格局是一個巨大挑戰。因此，這次8國峰會的擴大模式就是再次希望能夠把國際事務的推進和解決模式重新納入到歐美國家的體係中來。
第三，歐美國家主動包容新興市場國家加盟的這種國際合作的新格局必然會對“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方麵可能會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加速，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利益協調的便利性，會更看重自己所在地區的合作，而不是以往美國所倡導的全球化模式。另一方麵，可能產生大國之間經濟合作模式，也就是像本屆會議這樣。但這種模式的競爭程度要遠遠大於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中的國家間的競爭性。合作的好，會推動世界經濟迅速擺脫金融危機的嚴重困擾，合作的不好，會加大各國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的程度，不利於世界經濟和諧穩定的發展。但目前為止，這兩種“新”的合作模式和探討新話語權平台的嚐試，都在平行進行，中國政府已經非常務實地意識到世界經濟合作模式還沒有完全定位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種合作，要比“袖手旁觀”或獨往獨來的“保守”模式，對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提高國際威信和爭取話語權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利益的保護，都會產生更加積極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