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肅宗的內兄馬廖，給肅宗上了個折子，說：“西漢末世，元帝罷除服官（管穿衣的），成帝穿洗過的衣服，哀帝撤去樂府，然而奢侈之風不息，至於發生變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左傳》說：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民諺說：城中好高佶，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他告誡肅宗，施政要身體力行，說到要盡量做到，否則一切都是白搭。
馬廖的話，雖說在很遠以前，但很久以後的現在，人情世風依然如此，因此他的話就不會過時。所以說曆史重要，也就重要在這裏，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報紙上某些高大全的形象太高了，足有百尺之高，常高得失真，也高得讓人泄氣。電視鏡頭裏，好聽話鋪天蓋地，好像明天就是王道樂土，可是世風一直不見好，反倒跟天造草創似的，一切都急匆匆，慌亂無章法，隻緣於現在的媒體太發達，講話太多，指示也多，又不必負任何責任。言行兩張皮的結果是，講得越多，百姓的疑心就越大。
為百姓謀福利，這個道理如日月經天，每個施政者都這樣做，或者力圖這樣做。但在舊城改造的過程中就存在與民爭利的現象，被拆遷戶利益受損，而開發商借機大發其財，我就不明白這到底是誰在錯位，網友更有猛烈的詞，說是“劫貧濟富”。至如有些理論版上的理論文章，立論那個高，文詞那個嚇人，洋洋灑灑一大篇，試想那能身體力行做到麼！
南北朝時，西魏權臣宇文泰很有抱負，“欲革易時政，為強國富民之法。”手下重要謀臣蘇綽因此上了六條詔書，宇文泰非常重視，嚐置諸坐右，又發動大家都來學，學得不深不透，不得居官。
蘇綽的六條施政標準是這麼說的：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盡管時也運也，宇文泰並沒能做到，但道理是對的。
且不管其他，單說前麵二條，“清心”與“敦教化”。“清心”，是說為政者莫要急功近利，莫要操之過急，一切待以時日可也。老子說：“治國如治小鮮。”倘若老是翻攪煎在鍋裏的魚，哪能煎出好魚呢。於是我們就看到“訂單農業”，變成“強迫農業”的可笑。
治世的功用以什麼來衡量，古人認為關鍵看“教化”。在商言商這自然，倘在官也言商，人人向錢看，人心刻薄而浮躁，都如我般小心眼，怎生得了。魏晉崇尚虛無，有個姓裴的人寫了一篇《崇有論》，抨擊時弊，然習俗已成，裴論亦不能救也。而時下的某些官員則是，“聽其言，洋洋蒲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如此風氣亦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