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2日，慈禧太後密令各省督撫探討究竟怎樣處理東三省問題，在聽取一些要員彙報並看過張謇刻印的《日本憲法》後，慈禧太後似乎比較傾向於學習日本進行變革。她的這個想法在最初階段或許很朦朧很不自覺，但這一點無疑被那些王公大臣迅速捕捉到，經過一番討論和籌備，終於形成一個委派王公大臣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的政治決定。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的由來。
出洋考察新政的五大臣中，出身於皇族或滿洲貴族的有鎮國公載澤及端方和紹英，後因吳樾的襲擊有所調整，撤銷了受傷過重的紹英，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和順天府丞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
五大臣考察對晚清政治變革作用巨大，他們不再將立憲看成是一件多麼可怕的事情。在他們的影響下，光緒帝和慈禧太後的思想也有很大改變，他們確實意識到東西洋各國之所以在過去若幹年超越中國而前進，日趨強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動力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普遍采用了立憲政體；而中國之所以在過去若幹年一敗再敗，日趨衰落，任人欺淩，主要的或者說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國依然固守專製政體。所以他們的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在目前“霸國主義時代”，中國要想生存，要想發展，要想富國強兵，除了與世界同步，采用立憲政體外，別無他途他術。
君憲了，皇族應該幹什麼
皇族和滿洲貴族在晚清立憲運動中確實是一支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在改革的細節上或許會有自己不一樣的考慮，但在大節上應該說都是為了大清國的未來，這一點並不必過分誇大他們與漢大臣之間的政策分歧。
比如在1906年討論軍機處的存廢時，漢大臣袁世凱等人力主廢除軍機處，建立一個真正意義的責任內閣，然後由這個內閣去組織國會選舉，成立真正的國會。由此方能構建一個真正的憲政國家，方才保證君主立憲不是走過場。
對於袁世凱的這些主張，後來的討論者大多表示認同，以為以載灃為代表的皇室、皇族成員執意反對，可能就是不改革，是守舊。這個看法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因為我們知道恭親王活著的時候，軍機處存廢就是個敏感的政治問題，碰不得。所以這一次，慈禧太後依然繞道走，以“軍機處不議”將雙方爭執暫時放棄，但過了幾年之後回望，隨著預備立憲進程，當責任內閣宣布後，原本爭議很大的軍機處竟然在不知不覺中被化解到了責任內閣。這大約就是政治改革中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皇族在晚清政治變革中的貢獻大體上說是積極的，如果沒有他們的認同，沒有他們的大力推動，晚清政治改革進程所麵臨的阻力不可想象不可思議。問題在於，改革進入一定階段，比如說當國家真正進入君主立憲狀態時，皇族究竟應該做什麼怎麼做？
正如曆史上無數政治改革所表現的一樣，改革的推動者、主持者最後應該是隨著改革的完成而鳳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不是隨著改革的完成繼續壟斷著權力，霸占著特權。當政治改革進入責任內閣發布時，盡管清政府一再宣布相伴而行的是解除了曆史上存在著的滿漢不平等，但作為改革的推動者，皇族即那些愛新覺羅家族的同盟者，都應該在這新舊交替之際主動避嫌，主動放棄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換言之，皇族內閣的出台引起各方麵反對，假如當時皇族知道妥協，知道退讓，知道從國家大局去考慮，在十三個內閣成員中不是占九名而是占四名，滿漢大臣的比例置換一下，相信即便有人從中挑撥，估計立憲黨人也鬧不起來。
皇族並不是不知道參與現實政治的危害性，慶親王在獲得總理大臣的任命後就很快提出辭呈，請求朝廷收回成命，另請高人。在被攝政王挽留後，慶親王於第三天再交辭呈，明確表示第一屆內閣太偏重於皇族，有礙觀瞻，與立憲體製不合。假如攝政王此時借坡下驢，改組內閣，免掉幾個皇族，任命幾個庶族，估計一切都不會發生。
在立憲政體下，人人當然都有從政的自由和權利，隻是在君主立憲政體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權帶來的許多好處和優先，這些人介入實際政治或許會給現實政治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但更多的時候則會給皇室帶來無窮無盡的負麵影響。所以東西各立憲國家從來都對皇室成員采取厚養的辦法，由國家拿出相當的錢財讓他們過著體麵尊嚴的生活，成為國家的名片，從事一些善事，而不讓他們介入實際的政治活動，更不會讓他們出任政府要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