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人在宋以前，大家都讀五經，宋以後，大家必讀四書：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今天我要講的，就是關於四書義理的問題。我們首先要問：四書的義理，是共通一致的？還是各別相異的呢？在我個人認為，它們問的義理，是共通一致的。可是從另一方麵看，四書的義理，又是各別不同的。論語是論語，孟子是孟子，大學、中庸自是大學、中庸。
共通一致和各別相異似乎對立，其實不然。學、庸、論、孟的義理，是在它們的共同一致下，有其各別相異。大綱領相同，小節目差異。從瞭解其各別相異之點，去體察其共同一致性，就是我今天講題的主旨。
論語、孟子本原是獨立成書，大學、中庸則是屬於小戴禮記中的兩篇。雖然唐以前就有人注過論、孟，蕭梁以後就有人對中庸下過講解，但把這四書視為一個思想體係而予以表章的，卻從宋代二程和朱子開始。他們認為四書是一脈相承的，論語屬孔子，大學屬曾子，中庸、孟子分屬子思與孟子。
就成書的早晚來看，學、庸定在孟子之後。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論語、孟子為記言體裁，一若後代的「語錄」。論語篇章多短，大都為門弟子所記。孟子七篇，也是記言。如梁惠王篇，記孟子與梁惠王的問答。大抵七篇為孟子自作。朱子說此書文章一貫，文筆絕佳，他的門人未必寫得出。
孟子比論語前進了，主要的是論語章節短，孟子篇幅長。至於大學，一起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中庸開宗明義：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簡單扼要地把全書綱領明白提出。論文章體裁，便知學、庸比孟子又進一步。老子道德經和大學、中庸同樣文體，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也將一書主旨，首先提出。莊子也是記言文體，與論、孟相同。不過論、孟是實有此問答，莊子則多假託寓言，如鯤與鷦鷯之問答即是。其次，莊子每篇都有題目，和後來荀子等相似，與論、孟之學而、梁惠王不同。總之，由文體演變來看，莊子在老子先。議論體的學、庸，該在記言體的論、孟之後。
二
茲先講論、孟，再及學、庸。
孔、孟講義理，可說完全相同。但在大的義理之下，亦有其各別之相異處。唐以前人，每以周公、孔子並稱。但並不以孔、孟並稱。宋以後人，始並稱孔、孟。史記，孔子有「世家」，孟、荀合列一「傳」。戰國祇以孔、墨齊舉。漢書藝文誌「六藝略」除五經外，有論語、孝經、小學如爾雅等。讀書人從小學、孝經、論語，再上纔讀五經。五經中，惟春秋是孔子作，但相傳孔子刪詩書，訂周易。藝文誌「諸子略」首儒家，由曾子、子思而至孟子、荀卿。孔子上承周公，孟、荀同列子部。這是一項極重要的區別。當時論語尚未列為一「經」。待經書中列入論語時，尚未有孟子。此一經過，見孔、孟在宋以前本不受人平等看待。至宋，纔以孔、孟並尊。而十三經之結聚，乃明代以後事。宋代以孟子與論語、學、庸併稱四書，讀書人先讀四書，後讀五經，四書比五經更重要。
孔子以「禮、樂、射、禦、書、數」六藝設教。孔門弟子分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言語和政事實是同一事。所謂言語，隻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活動。文學殿四科之末，始是側重在書本方麵的學問。前三科顏淵、閔子騫等是孔子早年弟子；文學一科，子遊、子夏受業在後，是孔子晚年弟子。可見孔子教學生，開頭注重在德行、言語、政事三科。
德行一科，不是不理會言語、政事，隻是能不急求進身，不苟合取容。雖然本身抱有從政才能，但沒有施展抱負的正當機會與環境，便不輕求從政。孔子自己博學多能，早年嘗為乘田、委吏，中年當過魯國司寇。晚年返魯，見道不行，遂著意在典章文籍上教導後進，俾得傳之身後。
孔子曾說：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他以周公的治平實績作榜樣，想在當身做一番事業。他又說：
文王既歿，文不在玆乎？
他把文王、周公的實際勳業自任。所以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文王、周公建業在西周，孔子要在東方再建新周。他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上，都有實幹的準備，不然他決不敢輕言：
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之語。孔子把他所長分科教授，所以有四科之前三科。
孔子又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這裏所說的「禮」，並非指婚、喪、士禮如儀禮十七篇所載，而是指的治國平天下的大禮。修、齊、治、平之事，在春秋時皆屬「禮」，今應稱之為廣義的大禮。冠、婚、喪、祭乃是一種狹義的小禮。孔子對整個國家社會天下治平之大禮，不僅西周，即夏、商以來三代傳統一切大禮，皆所研尋。隻因杞、宋兩國不夠用來證明，孔子隻是心知其意，其博大深微處，無法引用與人共見者來作證。其弟子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孔子答道：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禮承襲於夏，但有不同。周禮承襲於商，亦復有不同。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禮，是在一大傳統之下有損有益，有增有減。他瞭解它們之問的變化，與其所以要變化的道理。從他這一套歷史知識來透視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暸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規範，大準繩。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他預知歷史必然有變，但有些必然不變。所謂「變」，隻是在一大傳統下有的增添些，有的減少些。這是孔子一套最偉大的「歷史哲學」。用以前學人語，應稱之為「歷史因革論」。（清代惲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論」一名詞。）但孔子治史，雖是三代一貫而下，而其精神嚮往則偏重在周代。所以他隻推崇文王、周公，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