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讓我們再談到最後一問題，科學在中國一如在西方般發展以後，是否將損害或拆毀中國原來的文化傳統呢？這一問題頗是重要，但據本書作者之意見，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將決不以近代西方科學之傳入發達而受損。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一向是高興接受外來新原素而仍可無害其原有的舊組織的。這不僅在中國國民性之寬大，實亦由於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麵的吸收與融和。
姑讓我們具體而淺近的說一些。即以儒家思想與耶穌教義論之，在儒家思想的係統下，盡可接受耶教教理。耶教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創世”，儒家思想之主要中心則為“性善論”。在人性皆善的理論上加上一個人類由上帝創造的學說是無傷大體的。因為人類悅由上帝創造，亦未必便見人性皆惡。但反過來，在耶教教理方麵，卻不能輕易接受儒家思想，因為你若真相信人性皆善，則不得不接受如孟子所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及禪宗所謂“自性自佛”的話，從此發展引伸，便要對耶教一切仰賴上帝的宗教理論，加以無形的打擊了。循此而下，耶穌教勢非亦變成一變相的儒家不止。因此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穌教，耶穌教卻不能容忍儒家思想。在晚明及清初，中國人可以接納利瑪竇，但西方教會則必須排斥利瑪竇，便為此故。這裏麵並非全為中西雙方民族性之不同，而雙方教義性質之不同，實更為重要。
再以儒家思想與佛教教理言之，儒家思想之終極目標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佛家的終極目標為“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在儒家思想的係統下，盡可容受此種“無餘涅槃”之觀念，無論大乘教義的或小乘教義的。宋、明新儒家便常有此種理論，這無異於成了“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因此儒家盡可談佛參禪，在儒家的功業上，再加以佛家的胸襟是不相妨的。依然不害其為儒。但佛家卻不能輕易接受儒理，若佛家亦來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必蓄發回俗，不成其為佛，而轉變為儒了。我們若明得此理，便知中國社會上有所謂“三教合流”乃至對於一切宗教之容忍，是不足為奇的了。
“科學”與“宗教”在西方是顯相敵對的。信了科學便不能再信宗教，因此雙方水火，互相排斥。但在中國固有文化的機構下，是既可容受宗教，亦同樣可以容受科學的。就思想係統而說，西方近代科學界之新理論，他們所針對的是他們的宗教教理，並非針對著中國思想。在中國思想裏加進西方科學成分，隻是有益無損。《中庸》上說：
盡己之性，而後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盡物之性而後可以讚天地之化育。
承認有“天地之化育”是宗教精神，要求“盡物之性”是科學精神，而歸本在“盡己之性”與“盡人之性”兩項下麵，則是儒家精神了。儒家承認有天地之化育，但必需用“己”和“人”去讚助他。宋儒說：“為天地立心”，便是此旨，如此則便非純宗教的了。儒家亦要盡物之性，但必著重在盡人性上下手，則便非偏科學的了。因此西方人的科學與宗教之相互敵對，一到儒家的思想範圍串，便須失其壁壘。宗教與科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下，都可有他們的地位，隻不是互相敵對，也不是各霸一方，他們將融和一氣而以懦家思想為中心。
近代西方科學的趨勢，已有些“盡物性而損及人性”的傾向了。《中庸》上所謂“盡人之性而後可以盡物之性”一句話，我們可從兩方麵分別講述。先從淺一層向外方麵言之，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衡的“自由社會”，是盡人性的共通大骨幹，必先在這種政府和社會的控製下來發展科學，才是合於“盡人性而後可以盡物性”的意義。像西方科學界這樣為人無控製的利用，在中國人觀念下是不甚同情的。近百年來的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一切失卻軌道，無怪中國人對於西方科學的興趣，要老是趦趄徬徨了。
《左傳》上曾說過：“正德、利用、厚生。”中國人一向重視現實人生，“利用”“厚生”自然要講究，但中國人觀念裏認為非先“正德”，則利用、厚生到底不可能。西方科學似乎僅注意在利用上，儻使專從利用的目標走去，是走不到正德的境界的，不能正德亦將不能厚生。“正德”便是“盡人性”，“利用”便是“盡物性”。
十一
再從深一層向內方麵言之，中國人向來主張“天人合一”與“心物合一”，這在上麵已說過。因此中國人的對物觀念，常和對人觀念般，認為他們中間也有融和一致的共通相似點。常認為“物性”與“人性”，一樣是一種“天地之性”，應該不相違異。因此中國人的對物態度，與其說是“科學的”，毋寧說是“藝術的”。其實在中國人觀念下，根本便不情願把科學、藝術、宗教、哲學一樣樣分開，使之各立門戶，不相聞問。中國人常願將此種種差別同樣的融和一氣，不加區分。因此中國人常說：
技而進乎道。
又說：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技”與“器”應該屬藝術還該屬科學，是分辨不清的。“道”應該屬宗教還該屬哲學，一樣分辨不清。“形上”“形下”，一氣貫注，才是中國人的理想。我們若把西方通行語說之，他須是一個“宗教與哲學家”，他才可做一“理想的藝術家與科學家”，“與”字義，不同“或”字。
《易經》裏麵把中國古代一切關於人事方麵之製造與發明，即藝術與科學，統統歸之聖人的功績。聖人略猶如西方之哲學家。而聖人所以能製造發明這些東西，則全由於他能“法則天象”，所謂：“天垂象，聖人則之”，此即宗教。正為“天”“人”“物”三者中間，有一個共通一貫的道理。也可說是一種共同相似的傾向。天、人、物三者間，因有這一種共通的道理和傾向，所以才能形成這一個共同生息的宇宙。這一種道理或傾向，儒家稱之為“性”。物之性太雜碎，天之性太渺茫，莫切於先了解人之性。要了解人之性，自然莫切於從己之性推去。因為“己”亦是一“人”，“人”亦是一“物”。合卻天、地、人、物，才見造化神明之大全。這是中國思想整個的一套。在此一套思想裏，盡可有科學家的地位。
上麵說過，中國人的科學天才，是偏長於對有機完整的全體作一種“直透內部心物共鳴的體察”。這是宗教、哲學、藝術、科學同根共源之點。若使科學在中國獲得長足進展，一定在這一方麵有他驚人的異采。本節所用“宗教”、“哲學”等名詞，皆就西方術語用之。在西方文化係統上，宗教與科學為兩大壁壘，而哲學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在中國根本無哲學，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國僅有一種“倫理學”而已。中國亦無嚴格的宗教，中國宗教亦已倫理化了。故中國即以倫理學，或稱“人生哲學”，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與哲學。而西方哲學中之宇宙論、形上學、知識論等，中國亦隻在倫理學中。西方學術重區分，中國則重融通，故西方科學必另自區分為一大類，中國科學則仍必融通於此一大全體之內。西方科學家觀察外物，全從一種區分精神。中國有科學家，亦仍必以完整的全體的情味來體會外物。此雖非絕對如此，然雙方畸輕畸重之間，則必有如此的趨勢無疑。
十二
上文所說的科學，乃專指“自然科學”而言。我們若再進一步深細言之，則自然科學之外還該有“人文科學”。近代的西方，自然科學突飛猛進，而人文科學落後趕不上，兩者間脫了節，遂致形成近代西方文化上種種的病態。
但人文科學畢竟與自然科學對象不同，質性相異，我們不能用同一的心習，或同一的方法來駕馭來探究。若“就性質言”，自然科學是重在“抽象”方麵的，而人文科學則重在“具體”方曲。若“就方法言”，自然科學是“推概”的，而人文科學則是“綜括”的。
讓我們粗略地把各項學科依次作一序列。數學與幾何學，是最抽象最推概的，他是自然科學之柱石，若無數學，即不能有自然科學。但物理、化學，較之數學與幾何學，已不能全重抽象，全用推概的方法了。天文學、氣象學乃至地質學等，更具體了，既屬具體，則便須綜括，不能推概。如二加二等於四，三角形內之三角等於兩直角，如此之類是最抽象的，可以推一概萬的。力學中之杠杆，以及化學中之氫二氧為水之類，便漸由形式而落到實體，漸從推概中稍帶有綜括的意味了。若至天文、氣象、地質，你決不能專據一隅而推概萬方，你隻有在各地方的具體事象中綜括出一通則來。以上都說的物質科學。若依次輪到生命科學，如生物學，雖亦屬於自然科學之一邊，然因其有了生命，便不能不有相互間之變異。既有變異，便不能推概，更須綜括。若由生物學轉到人類學，再轉到社會學、曆史、文化學之各部門，那距離自然科學更遠了，其相互生命間，各有個性，變異更大，更不能抽象地推概。
人文科學是有生命的，有個性的，有變異的，隻有具體的綜括，始可得一近是的真理。若用抽象的推概方法，則無不失敗。經濟學較政治學可推概些，何以故？因經濟學中還多含自然物質的成分，而政治學則人文的意味更偏重了。你說：“凡人皆有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亦有死”，這不屬人文科學的範圍，這依然在自然科學的圍牆裏麵，因此雖像說的是人事，而依然可以推概，可以成一邏輯。但你不能說：“凡人皆怕死，蘇格拉底是人，所以蘇格拉底亦怕死”，這不是一推概的命題，而應該是一綜括的命題。你須先問蘇格拉底是否怕死，再可確立凡人是否怕死之一辭。因為這是屬於人文科學的園地了。人文科學的對象是最富個性最多變異的，因此是最具體最切實，最宜綜括的。不比自然科學的對象，沒有個性，無變異，隻是些抽象的形式，可以推概。
我們若明白得這點，我們亦可說，西方人的心習，和其慣用的方法，使他在自然科學方麵更有成就，更見成績。中國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學的，他注重具體的綜括，不注重抽象的推概。惟其注重綜括，所以常留著餘地，好容新的事象與新的物變之隨時參加。中國人一向心習之長處在此，所以能寬廓，能圓融，能吸收，能變通。若我們認為人文科學演進可以利用自然科學，可以駕馭自然科學，則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容得進近代西方之科學文明，這是不成問題的。不僅可以容受，應該還能融化能開新。這是我們對於麵臨的最近中國新文化時期之前途的希望。
十三
現在我們將結束本書，不妨把中國文化演進分成幾個階段的觀念在此重新提掇一遍。
第一：是先秦時代，那時中國人把人生大群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確定下來了，這是中國文化演進的大方針，即中國文化之終極目標所在，在此時期明白提出，以下則遵循此路向而前進。
第二：是漢、唐時期，那時的中國人把政治、社會一切規模與製度亦規劃出一個大體的輪廓了。這是人生的共通境界，必先把這一個共通境界安頓妥貼，始說得上各人的個別發展。
第三：是宋、元、明、清時期，那時的中國人，更顯著的發展，是在文學與藝術方麵。人生的共通境界安定了，個性的自由伸展也開始了。
第四：是我們當前麵臨著的最近將來的時期，人事上的共通方麵與個別方麵都已安排照顧到了，下麵應該注意到四圍的物質環境上來盡量的改善與利用。
概括言之，第一時期，可說像是兩方的“宗教與哲學時期”，此處所用宗教與哲學兩詞之含義已釋在前，即對人生之理想與信仰。第二時期，可稱“政治與經濟時期”，政治采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主張財富平衡的自由社會。第三時期可稱“文學與藝術時期”，文學藝術偏於現實人生，而又能代表一部分共同的宗教性能者。第四時期可稱為“科學與工業時期”，科學在理論方麵，必然將發揮圓成第一時期之理想與信仰。科學在實用方麵，必然受第二時期政治與經濟理論之控製與督導。
但此種區分，並非說中國文化在變異與轉換，隻是說中國文化在推擴與充實。中國文化依然是這一個大趨向，隻逐次推擴到各方麵，又充實了各部門。更此以往，乃始為中國人真到達他終極理想的“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