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文化進展，根據上述，可分為三階段。
第一：是先秦時代。
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基本理想，即在此期建立，而同時完成了民族融和與國家凝成的大規模，為後來文化衍進之根據。
第二：是漢、唐時代。
在此期內，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經濟平等的自由社會，次第實現，這是安放理想文化共通的大間架，栽培理想文化共通的大園地。
第三：是宋、元、明、清時代。
在此期內，個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條件下盡量成熟了。文學、美術、工藝一切如春花怒放般光明暢茂。
若照中國文化的自然趨向，繼續向前，沒有外力摧殘阻抑，他的前程是很鮮明的，他將不會有崇尚權力的獨裁與專製的政府，他將不會有資本主義的經濟上之畸形發展。他將沒有民族界線與國際鬥爭，他將沒有宗教信仰上不相容忍之衝突與現世厭倦。他將是一個現實人生之繼續擴大與終極融和。
但在這最近一千年來，其文化自身亦有不少弱征暴露，這在前章裏已敘述過。正當他弱征暴露的時候，卻遇到了一個純然新鮮的異文化，歐、美文化，挾持其精力彌滿富強逼人的態勢突然來臨。這一個接觸，從明代末年西曆十六世紀開始，到今已逾四個半世紀了，越到後來，中國越覺得相形見絀。最近一百年內，中國表現得處處不如人。中國愈來愈窮，愈來愈弱，在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狂潮正值高漲的時代，幾乎無以自存。
中國一向是一個農業文化的國家，他一切以“安足”為目的，現在他驟然遇見了西歐一個以“富強”為冃的之商業文化，相形見絀了。因西方的富強，推翻了我們自己的安足，中國文化要開始在不安足的環境中失敗而毀滅。如是中國人當前遇到了兩個問題。
第一：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好把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撐住。
第二：是如何學到了歐、美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而不把自己傳統文化以安足為終極理想的農業文化之精神斲喪或戕伐了。換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國傳統文化更光大與更充實。
若第一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國家民族將根本不存在；若第二問題不解決，則中國國家民族雖得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仍將失其存在。世界上關心中國文化的人，都將注意到這兩個問題。
二
讓我們從中西交通的曆史上先約略敘述起。
中國在世界上，是比較算得一個文化孤立的國家。但中國實不斷與其四鄰異族相交通相接觸。中國的對西交通，有西北的陸線與兩南的海線兩條大路。尤其是漢、唐以下，中國那兩條路線之交通頻繁，是曆曆有史可征的。而且中國人對外族異文化，常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常願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麵的新材料，來營養自己的舊傳統。中國人常抱著一個“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覺得外麵一切異樣的新鮮的所見所值，都可融會協調，和凝為一。這是中國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個特性。舉其最著的例，自然是東漢以下對於印度文明與佛教思想的那種態度，是值得我們讚佩與驚歎的。那時中國自己傳統文化，至少已綿曆了三千年，在那時雖說政治動搖，社會衰亂，到底並未到文化破產的征象，但那時的中國人，對印度佛教那種熱忱追求與虛心接納的心理，這全是一種純真理的渴慕，真可說絕無絲毫我見存在的。
此下到唐代，印度思想之流人，雖逐漸枯絕，但中國對其更西方的大食、波斯一帶的通商，卻大大繁盛起來。那時中國各地，幾乎全都有大食、波斯商人的足跡。隻廣州一埠，在唐代末年，就有大食、波斯商人集麇達十萬人之多。那時中國除卻佛教外，還有景教、祆教、摩尼教、回教等傳入，這些宗教，雖在中國並不能如佛教般影響之大，但中國人對於外族宗教態度之開放，是很可注意的。
而且除卻宗教信仰以外，其他一切，如衣服、飲食、遊戲、禮俗，以及美術、工藝各方麵，中國接受西方新花樣的，還是不可勝舉。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不論在盛時如唐，或衰時如魏晉南北朝，對於外族異文化，不論精神方麵如宗教信仰，或物質方麵如美術工藝等，中國人的心胸是一樣開放而熱忱的。因此中國文化，雖則是一種孤立而自成的，但他對外來文化，還是不斷接觸到。中國人雖對自己傳統文化，十分自信與愛護，但對外來文化，又同時寬大肯接納。
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西方文化是印度，第二次是波斯、阿剌伯，第三次始是歐洲。歐洲文化開始到東方來，那已在晚明時期了。中國人在南洋的文化勢力，是兒乎與有史時期俱來的。安南占城，秦時即隸象郡，這早在中國疆土以內了。真臘俗稱柬埔寨，至隋時始通中國。暹羅亦到隋時始通，緬甸則漢通西南夷時，已見於中國典籍了，那時稱之為撣。爪哇在西元一三二東漢陽嘉時通中國，蘇門答臘之三佛齊在南朝時代來貢，婆羅洲在西元六六九唐初來貢，隻爪哇一處，自西曆二世紀迄十五世紀，前後貢使，見於中國史乘的已有三十餘次。
大抵秦、漢到南朝，中國對南洋交通，早已極活躍了，唐、宋時代尤其旺盛，而更活躍的時期則在明代。當明成祖時，鄭和奉使海外，修造二千料大海舶，明史稱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據近人考訂，應該是長十六丈多，闊二丈多的船，共六十二艘，隨行將士二萬七千八百餘人。自此先後奉使達七次之多，所曆占城、爪哇、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臘、錫蘭等凡三十餘國。其第三次出使，越過印度南境而抵波斯灣。其第四、第五次，並橫跨印度洋而達非洲東岸，那時尚在葡萄牙人甘馬發現好望角之前數十年。可見中國雖是一個傳統大陸農業文化的國家，他對海上活動，亦未嚐沒有相當的興趣與能力。但因中國在上的政府，既無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野心，倘使有，亦常為下麵和平民眾所反對。在下的民眾，又沒有畸形的資本勢力之推動，倘使有，亦常為上麵的主持經濟平衡主義的政府所抑製。因此中國的海上事業，在下隻是些和平民眾小規模的商販活動，在上隻是政府藉以表示中國文化遠播之一種光榮禮節而已。而那些南方熱帶的海島居民，他們的生活習慣到底與中國大陸農業相差過遠，因此中國文化急切也不獲在這些處生根結實。因此自秦以下直迄明代，幾乎兩千年的時期裏，中國與南洋的交通，雖永遠展開，但中國既不以武力占領之，而文化傳播亦未達十分滿意之程度，隻是彼此間常保一種親善的睦誼而止。但一到西洋勢力東漸，那些南洋島民的命運，便急劇惡化，而中國恰亦走上衰運，自經倭寇肆擾，對海事常抱戒心。當西元一六二三利瑪竇初到中國之歲，那時明代萬曆盛運已過，政治社會一切動搖。此下恰恰二十年，便就亡國。滿洲入主，那時一輩士大夫，還有什麼心緒，能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方麵去呢？
滿清入關以後，中國學術全在不正常狀態下發展。那時一批第一流的學者，都抱著亡國之痛，對清政權不肯屈服。他們的行動，畢生都不自由，隻有閉戶埋頭，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一番徹底從頭檢討的工作，他們自無心於旁騖。第二流以下的因應變局已感不易，更說不上什麼貢獻。清代自削平中國各地的叛變之後，又繼續興著好幾次文字大獄，把中國學者的內心自由精神，痛切膺懲，待到乾隆時代，那時正當西方十八世紀三十年代之後，直到十八世紀之末梢，中國社會亦算勉強地和平而繁榮了，一般學者，全都死心塌地，驅束到古經籍的校勘、訓詁方麵去，不問世事。而那時的西方，正是近代文化開始上路突飛猛進的時候，隻可惜中國人又如此地白白糟蹋蹉跎過了。
嘉慶、道光以下，正當西方十九世紀開始時期，中國社會終於要昂起頭來反抗滿洲人私心狹意的部族政權之統治，但那時中西雙方國力，便顯著的不相平衡了，中國人要開始嚐到南洋諸民族所遭逢的惡劣命運了。那時的中國人，內部尚未能擺脫滿清部族政權之羈軛，外麵又要招架西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壓迫與侵略。中國人在此雙重影響下，開始覺悟到要從頭調整他的全部文化機構，來應付這一個幾千年曆史上從未遇到的大變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自西元一八四二鴉片戰爭，直到現在一百年內，中國人便在此情況下掙紮奮鬥。我們若看清這三百年來中國人之處境，與其內心情緒之激擾與不安定，則在此時期內，中國人之不能好好接納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
三
而且當利瑪竇等初來中國時，他們的一腔熱忱，隻在傳教。但在中國傳統文化機構上，宗教早不占重要的地位。耶穌教偏重對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較近中國人的脾胃。因此明代的中國人，不免要對西方傳教士抱幾分輕蔑心理，這亦是很自然的。利瑪竇等想把他們天文、輿地、曆法、算數等知識炫耀於中國人之前，因此來推行他們所信仰的教義。但在中國人看來，他們天文、輿地、曆法、算數等知識是值得欣羨的，他們的教義，則是值不得信從的。利瑪竇等想把中國人從天算、輿地方麵引上宗教去，但中國人則因懷疑他們的宗教信仰而牽連把他們天算、輿地之學也一並冷淡了。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起初利瑪竇等因感在中國傳教不易，因之對於中國固有的禮俗，一切采取容忍態度，在中國的基督徒也許祀孔祭祖，這是當時耶穌會一種不得已的策略。但在西方的教會，則始終反對是項策略。而在中國也同樣激起了康熙時代，除卻利瑪竇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國傳教的詔令。我們大體上可以說，近三百年來的中西接觸，前半時期，是西方教士的時期，他們在中國是沒有播下許多好成績的。
一到十八世紀終了，十九世紀開始，西方情形大變了，西力東漸的急先鋒，顯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那時西方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鋒不可當。但在中國人心裏，是一向看不起富強侵略的。中國人經過兒次挫折，也都知道自己力量不如人了，但還敵不過他內心中的一股義憤與鄙夷。因此在中國人眼光裏，又不免要誤會到西方隻是些貪利與恃強的勾當，而忽略了在他後麵策動的西方文化的真力量與真性質。在那時的日本，他雖說是中國文化之附庸，但到底薰陶不深，他受西洋勢力的壓迫，便翻然變計，一心一意慕效富強，學習侵略，在不久的時期內，日本早已現代化了，他也就變成一個富強而能發動侵略的國家了。但在中國則不然。日本人之學西洋，是舉國一致，興趣集中的；在中國則是隨伴著一種鄙夷之心，由於不得已而學之的。在中國人看來，誤謂西方一切，全是供作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吞噬攫奪用的一種爪牙，以及欺騙引誘人的一種假麵具而已。在日本人則隻要這一副爪牙假麵具而已足，在中國人則內心實在討厭這一些，而又不得不勉強學習他。中、日兩國效法西化之一成一敗，是有他雙方心理上甚微妙的一種因緣的。我們亦可以說，西力東漸的第二期，他的商人先鋒隊，在中國所留下的影響，並不比教士們好些，而且是更壞了。
四
話雖如此說，這三百年來的中國人，對此西方異文化的態度，到底還是熱忱注意虛心接納。利瑪竇初來，便得中國名儒徐光啟與李之藻之篤信與擁護。清代經學家，對於天文、曆法、算數、輿地、音韻諸學，他們一樣注意到西方的新說而盡量利用。一到晚清末葉，中國士大夫潛心西方理化製造之學的也多了，後來越發擴大，對於西方政法、經濟、社會組織、文、史、哲學，其他一切文化方麵，在中國全都有人注意研究。一到雙方接觸漸深，中國人知道西方社會並不盡是些教堂與公司，牧師與商人，也不完全就是一個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之富強侵略，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興趣便突然濃厚。中國人那種追求純真理的渴忱，又在向西方世界五體投地的傾倒備至了。
在不久以前，中國知識界裏頗有一輩人主張把中國傳統全部文化機構都徹底放棄了，如此始好使中國切實學得像西方。但這一種見解流行不久，便為中國人民所厭棄。現在的中國人，已經漸漸懂得把全部西方文化分析解剖，再來與中國固有文化相比量。現在的中國人，他們漸漸覺得西方文化所最超出於中國，而為中國固有文化機構裏所最感欠缺的，是他們的自然科學一方麵。自然科學亦是一種純粹真理，並非隻為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做爪牙。中國人學習科學，並非即是學習富強侵淩。而且這一次世界大戰爭，中國又身當其衝，中國人深感到自己傳統的一套和平哲學與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文化理想，實在對人類將來太有價值了。而中國的現狀，又是太貧太弱。除非學到西方人的科學方法，中國終將無法自存，而中國那套傳統的文化理想，亦將無法廣播於世界而為人類造幸福。中國人在此兩重觀念下，始從內心真誠處發出一種覺悟，這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負最大使命之覺悟。此下的中國，必需急激的西方化。換辭言之，即是急激的自然科學化。而科學化了的中國，依然還要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使命裏盡其責任，這幾乎是成為目前中國人的一般見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