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曆史上的劃分時期，本來沒有確切標準，並亦很難恰當。我們若把中國文化演進，勉強替他劃分時期，則先秦以上可說是第一期，秦漢、隋唐是第二期，以下宋、元、明、清四代，是第三期。第一二兩期的大概，都已在上麵述說過。宋、元、明、清四代約略一千年，這可說是中國的近代史，比較上又自成一個段落。若把國力強旺的一點來論，這一期較之漢、唐時代稍見遜色。
宋代始終未能統一，遼、金兩族，先後割據中國的東北部乃至整個的黃河流域，西夏又在西北部崛強負嵎，安南乃至雲南的一部分，也各自分國獨立了。元代雖說武功赫奕，然這是蒙古人民的奇跡，並非中國傳統文化裏應有之一節目。隻有一三六八至一六四三明代三百年，那時疆域展擴，和漢、唐差不多，而海上勢力，還超過漢、唐之上。最後清代，他是中國東北吉林省長白山外一個名叫滿洲的小部族，乘機竊據遼河流域，又乘中國內亂，顛覆明室，始終形成一個部族狹義的私政權，綿延了兩百四十年之久。這在中國史上，以漢族為文化正統的眼光看來，同樣是一個變局。因此我們說，這一千年來的近代中國，在其國力方麵，大體上是比漢、唐遜色了。這亦有幾層理由。
第一：中國民族本來是一個趨向和平的民族，這已在上麵幾章屢屢陳述過。秦、漢時代依照中國傳統和平文化之目標，創建了統一政治與平等社會各方麵的大規模，但到底去古未遠，古代封建貴族的剩餘勢力，依然存在。東漢以下便有門第新貴族之產生。這一種門第新貴族，直要到中唐以後始絡續消失。若照中國傳統文化理想言，此等封建貴族特權勢力，固屬要不得。但就社會的戰鬥性而言，則此等勢力，實際上無異於是一個個小的戰鬥團體，他在整個社會裏，無形中，可以增強他的戰鬥性。古代西方如希臘城市國家，以及羅馬帝國，都由幾個小組織中心放射出力量來。近代的歐洲社會，開始脫離封建貴族之特權勢力，便走上資本主義的控製下，也始終有他小組織的中心勢力存在。再由此種勢力向外放射，所以西方社會始終有他的力量與戰鬥性。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代，北方社會所以能保守其傳統文化以與胡人抗衡的，也便有賴於此。西漢則古代封建力量尚未消融淨盡，唐代則西晉、南北朝以來的門第勢力，也還存在，所以漢、唐二代社會武力仍有這些小組織的中心，做他內裏的骨子。一到中唐以下，中國社會完全走上他文化理想的境界了，封建貴族徹底消失，工商資本勢力亦不能抬頭，社會整個的在平鋪狀態下，和協而均衡，內部再沒有小組織特殊勢力之存在，再沒有一個個小的戰鬥集團之存在，因而整個社會之組織力與戰鬥性亦隨之降落，這是宋以下中國國力趨向衰弱之第一因。
第二：中國文化進向，就其外麵形態論，有與西方顯相不同之一點。上麵說過，西方國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國國家是向心凝結的。我們若把這一觀點轉移到整個文化趨向上，亦可得一相似的概念。西方文化是先由精華積聚的一小中心點慢慢向外散放的，中國文化則常由大處落墨，先擺布了一大局麵，再逐步融凝固結，向內裏充實。這自然是城市商業文化與大陸農業文化之不同點。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可說已為中國和平文化先擺下一個最大的局麵，待到秦、漢時代文治政府開始創建，平等社會開始成立，這是第一步的充實。隋、唐時代，平民社會日常人生的文學藝術逐步發展，這是第二步的充實。秦、漢時代的注意力，比較還偏在人生共通方麵，一到隋、唐以下，一般興趣，不免轉換到人生的獨特方麵去。若是真個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人生共通的間架建築得很完固，我們在此下各自向個性的獨特方麵發展，體味理想的人生，享受理想的現實，豈不甚妙。但唐以下的中國環境，實際上並未到此，他還在列國分爭時代，而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以後的那些文學藝術的優美境界，早已由唐人抉奧啟秘，把他開示給現世界了。宋以下的中國人，大體上憧憬於這種理想的人生之享受與體會，常誤認為中國早已是一個“天下”，早已是一個“世界”，卻不免忽略了對於國外的情勢，忽略了對於非理想的人生之奮鬥與擺脫，這是近代中國國力衰弱的第二因。
即就宋儒思想來說，他們雖說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貫用力，一貫做工，但到底他們的精神偏重在“修齊”方麵的更勝過於“治平”方麵。他們的人生理論，認為日常人生即可到達神聖境界，這是他們從禪宗思想轉手而來的，因此他們依然不免過分看重平民社會的日常人生方麵，雖則要想回複先秦儒家精神，但終不免損減了他們對大全體整個總局麵之努力，與強力的向前要求之興趣。
第三：中國的西北和東北，不僅是中國國防地理上必要的屏障，亦是中國國防經濟上必要的富源，精良的馬匹，豐足的鐵礦，全部產生在那裏。宋代一開始，東北、西北便為遼、夏分據，因此其整個國力始終難於健全。而且中國自宋以下的社會，是偏向於愛好文學與藝術的。因此在自然形勢上，中國近代社會不斷的向長江流域以及東南沿海一帶發展，北方高原大陸，逐漸被忽略，被遺棄，遠不如漢、唐時代之健旺與活潑了。這又是中國近代國力趨向衰弱之第三因。
若論政治製度方麵，宋、元、明、清四代，依舊遵照漢、唐舊規模。惟因最先激於唐代末年之軍閥割據，而開始曆行中央集權。又因元、清兩代均以部族政權的私意識來霸持，因此在中央集權之上還加上一種“君權日漲、相權日消”的傾向，這兩層都是近千年來的中國政治所不如漢、唐的。
但是一千年來的中網文化，除卻上述，還有許多值得提出，引起我們注意的。現在分別敘述之如次：
二
這一千年來在中國文化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第一事，厥為“宗教思想之再澄清”。
中國的文化建設，在先秦以前，早已超越了宗教的需要，中國人早已創建了一種現實世界平民社會日常人生合理的自本自性的教義，更不需要再有信仰上帝或諸神的宗教。這是先秦時代的功績。秦、漢時代便本著這一種教義來創建理想的政治和社會。一到東漢末年，政治腐敗，社會騷亂，現實人生失望，遂歡迎印度之佛教傳入，同時又有模擬佛教的道教產生，這已全在上麵幾章裏敘述過。待到隋、唐複興，政治、社會重上軌道，中國人傳統現實人生之理想，再度活躍，則消極出世的宗教思想自然失卻需要，不再做人生向往之指導者。因此一到隋、唐時代，佛、道兩教便不免要走上衰運，或轉變方向，這是易於了解，無煩詳論的。
但這裏另有一問題，隋、唐以下宋、元、明、清一千年來的近代中國，有些時，其衰亂情況，更甚於隋、唐之前，但何以此千年來的宗教勢力，卻永遠不再抬頭，永不能再如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風靡日照？隻如金、元時代黃河流域的全真教，雖亦一時獲得社會上群眾的歸附，但到底沒有把握到學術思想上的領導權。斷不能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相擬。這裏自然另有一些原因，值得我們敘述。
原來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早已逐步的中國化了。尤其是晚起的禪宗。他們的理論，主張“自性自修，自性迷即眾生，自性悟即是佛”。又說：“萬法盡在自心，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他們常勸人在家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實在他們已完全脫落了宗教的蹊徑。一切歸依自性，尚何宗教可言。“識心見性，自成佛道”，便何異儒家“盡心知性，盡性知天”的理論。禪宗隻把儒家的“天”字“聖”字換成“佛”字，其他完全一樣要從自心自性上認取。因此一到禪宗思想出世，各人都回頭到自己心性上來，不再有所謂西方佛法要向外追求。那時的佛教精神，早已為平民社會日常人生所融化。所以說：“無明即真如，煩惱即菩提，輪回即涅槃”。這無異於說：一切塵世俗界，即是佛土天堂了。
但這裏究竟還有一層隔膜，因為禪宗在理論上雖則全部中國化了，但他們到底是一種在寺院裏發展成熟的思想，無意中脫不淨向慕個人的獨善與出世。直要到宋代新儒家興起，再從禪宗思想轉進一步，要從內身自心自性中認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本原，如是始算完全再回到先秦儒家思想的老根基，這裏也幾乎經曆了一千年的時期。在此一千年內，中國人不僅將印度佛教思想全部移植過來，而且又能把他徹底消化，變為己有，因此在以後的中國，佛教思想便永遠不再成為指導人生的南針。社會上雖還到處有寺院與僧侶，但這已成為慈善與救濟事業之一部分，一麵養育著許多孤苦無告的人們，一麵讓他們管領山林風景，作為社會一種公共建設，附以許多富於文學與藝術性之遊賞的方便，一麵自然還是禪宗盛行，不斷有許多高僧，借著佛寺作為他們一種特殊的人生哲學之研究所與實驗室。他們與那時盛行的新儒家思想，還是息息相通，但他們隻成了旁枝而非本幹。若認為宋以後的中國還是一個佛教世界，這是不能認識中國真象的錯覺。
這裏還有一層關係，隻因魏晉南北朝時代，一方麵是儒家思想衰微了，另一方麵是門第的新貴族崛起。知識與學問操在那些新貴族手裏，一般平民，無法獲得教育與知識，僧侶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導人民的大權。一到宋代以下，中國社會上再沒有貴族存在了。新的平民學者再起，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他們到處講學，書院林立，儒家思想恢複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領導權，寺院僧侶自然要退處一隅，而且這裏還有一層關係。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中國文學有與西方絕不同之一點，西方文學在比較上是以戲曲與小說為大宗的，他們側重在人生具體的描寫，無論是浪漫派或寫實派均然。他們對人生或賦以熱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諷刺，他們常使讀者對現實人生激起不滿。因此有人說，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麵的，他常領導著人生使之更往前趨。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生的具體描寫，他們隻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藉，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裏，是“解脫性”多於“執著性”的。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麵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隻隨在人後麵，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中國文學家常說：“詩窮而後工”，又說：“歡虞之言難作。”他們隻對人生消極方麵予人慰藉，不對人生積極方麵有所鼓動。他們似乎缺少熱拉拉的情緒，但可以使人在現實狀況下解脫出來，覺得心神舒泰。西方的戲曲和小說，多半取材於都市，為商業文化之產物。新貴族手裏，一般平民，無法獲得教育與知識，僧侶和寺院遂得乘此掌握到指導人民的大權。一到宋代以下，中國社會上再沒有貴族存在了。新的平民學者再起，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他們到處講學，書院林立，儒家思想恢複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領導權，寺院僧侶自然要退處一隅。
而且這裏還有一層關係。唐、宋以下文學藝術的發展，他們都有代替宗教之功能。中國文學有與西方絕不同之一點，西方文學在比較上是以戲曲與小說為大宗的，他們側重在人生具體的描寫，無論是浪漫派或寫實派均然。他們對人生或賦以熱烈的想望，或加以深刻的諷刺，他們常使讀者對現實人生激起不滿。因此有人說，西方文學是站在人生前麵的，他常領導著人生使之更往前趨。中國則不然，中國文學比較上以詩歌散文做中心。那些詩歌散文，都不喜作人牛的具體描寫，他們隻是些輕靈的抒情小品，平澹寧靜，偏重對於失意人生作一種同情之慰籍，或則是一種恬適的和平人生之體味與歌頌。大體上在中國文學裏，是“解脫性”多於“執著性”的。他是一種超現實的更寬大更和平的境界之憧憬。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文學好像是站在人生後麵的，他常使讀者獲得一種清涼靜退的意味。他並不在鞭策或鼓舞人向前，他隻隨在人後麵，時時來加以一種安慰或解放。因此中國文學常是和平生活之欣賞者，乃至失意生活之共鳴者。中國文學家常說：“詩窮而後工”，又說：“歡虞之言難作。”他們隻對人生消極方麵予人慰藉，不對人生積極方麵有所鼓動。他們似乎缺少熱拉拉的情緒，但可以使人在現實狀況下解脫出來，覺得心神舒泰。西方的戲曲和小說，多半取材於都市，為商業文化之產物。中國詩和散文則多半取材於鄉村與自然界，為一種農業文化之代表。都市與人刺激，田園給人寧澹，這是很自然的趨勢。
中國藝術亦一樣具此意境。書法的微妙，純在意境上，純在氣息上，他絕不沾染到絲毫現實塵俗具體的事物方麵，這是不煩詳說的了，茲且姑舉繪畫為例。中國畫自唐、宋以下，他的大趨向亦在逃避現實，亦在對現實為超脫與解放。他的著眼之點並不在外界事象或物體之具體就實的寫照，他隻借著外界事物一些影象來抒寫自己胸中的另一番情味或境界。山水和花鳥是中國畫家最愛運用的題材，因為與實際人生隔得遠，又自然，又生動，中國人理想中和平而恬澹的生活，便在此自然生動富有天趣的山水花鳥中寄托著。中國畫的外形，極單純，又極調和。人世間一切亂雜雜的衝突與悲劇一概洗淨了。唐、宋以下，中國社會每一家庭，稍識幾字的，在他的堂屋裏或書齋臥室裏，幾乎都有一兩幅紙絹裝裱的畫懸掛著，或立軸，或橫披，隻要偶一眺矚，便使你悠然意遠。這些全是中國人心靈上的桃花源，亦可說是他們的一種天堂樂土。此乃中國心靈對於自然觀照之廣大深刻處。山水、草木、花鳥、魚蟲，一切有情非有情界，皆與吾廣大心靈相通，此即北宋新儒家所提倡“以萬物為一體”的精神，而輕妙地在藝術中吐露呈現出來了。中國社會每逢亂離，這些藝術品更易為一般人所欣賞與寶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