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別列舉1994年8月23日、10月24日、10月26日，三批建築學家、政協委員、文物專家聯合上書的人員及意思。文章說：
“東方廣場項目方案之所以遭到如此大的異議，除方案本身的問題之外，還在於各界人士都關注到一個必須正對的現實——近幾年外商投資北京舊址改造地產項目，為追求高額回報，不遵守城市規劃規定，要求提高建築高度與容積率，不但極大地威脅了古都風貌，而且使北京的城市規劃法麵臨廢弛的危險！
“外商投資若遵守北京城市規劃就賺不了錢嗎？答案正相反。有關專家結合目前北京市的地價、拆遷費等對此進行了測算，得出結論：外商如按照北京城市規劃要求開發房地產，其回報率已超過100％，所獲利潤已屬驚人。據了解，香港的房地產回報率為10—12％。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房地產業大多還低於這一回報率，如悉尼為6％，新加坡為5％，日本則隻有2％。
“遺憾的是，像東方廣場項目這樣突破城市規劃的情況，北京市各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有的外商為了加高增‘肥’其投資物業，無視北京市規劃法規，甚至以早被視為風貌‘敗筆’的北京飯店東樓作為樣板要價。”
專家認為：“70年代建造的北京飯店東樓高80餘米的巨大身軀，極大地影響了故宮的正麵景觀。在北京舊城中心地區建築如此高大的建築，當時曾受到周恩來總理及城建專家的批評。”
“……在少數外商的種種不合理要求麵前，北京的規劃法規屢受衝擊。高層建築在舊城中心地區大有蔓延之勢。針對這一狀況，許多城市建設專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強烈呼籲，必須嚴肅法紀。如東方廣場項目按現方案建造，法製的嚴肅性何在？如果紛起效尤，北京的總體規劃豈不成為一紙空文，還談何古都風貌？”
“……在涉外房地產業務中，城市規模能否得到外商的尊重，事關主權尊嚴，是絲毫不容含糊的。”
文章措詞嚴厲，從文章標題“城市建築如何走上法製軌道——北京東方廣場的工程引發的思考”來看，文章是就事論事，並非批評香港長實集團。
可又是由於長實設計欠周全，所以才惹得這滿城的風雨。素來不願招惹“官司”的李嘉誠，這次居然又被擲入了這場政治的漩渦之中了（東方廣場已不再是純商投資）。
這時香港有些存心不良分子，卻發布輿論說李嘉誠與北京的市政府關係破裂了，地盤也被市政府給叫停了。3月11日，李嘉誠強調長實與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方案作修改，這在任何地方任何工程都是要商討後再最後確定，東方廣場目前遇到的問題並不“出奇”。
3月12日的《聯合報》稱：“李嘉誠否認長實在東方廣場的投資因工程延誤的關係有所損失。他向記者透露。現時地價還沒有確定。另外，他又表示希望東方廣場第一期可於1997年落成。
“有報道指長實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積比率減小有損失，李嘉誠的回應是：‘鬼才有損失呢！’他說，麵積多少完全無關係，內地地價與香港地價天與地比。香港係地價貴，香港最高時地價與起樓價錢係十比一，內地則全倒過來。
“李嘉誠表示，新規劃的東方廣場與原來麵積‘欠少點’，‘微不足道’。不過李指出東方廣場樓層不會超過20層，至於會否與北京飯店（17層）一樣高，他則不願透露。他強調，東方廣場是一個好投資、好計劃，長實很滿意。
“李嘉誠又說，他現時‘無甚煩惱’，球照打、會照開、開開心心。”
李嘉誠開心了，同時也使得長實的股東們放心了。
1995年4月27日，新華社發布電訊通稿，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王寶森畏罪自殺；北京市市委書記陳希同受到處分；王寶森在分管城市建設中貪汙受賄，且生活腐敗……本來這些與長實、與東方廣場工程沒有絲毫的關聯，但是香港卻因此事而掀起了流言風語，其中有些流言，牽強附會把東方廣場與王寶森等牽扯在了一起，真是混為一談。
東方廣場的現址已夷為平地，這是無法改變的現實。合作方仍是長江實業，新的方案的擬定、申報與審批，都須慎之又慎，需要一段的時間方可完成。
直到1996年6月，東方廣場項目已由國家計委報經國務院批準，批準書說：“東方廣場項目規劃占地麵積近11萬平方米，位於聯結王府井南口與東單路口兩個繁華商業區的重要街區，毗鄰故宮和天安門廣場，將建成集商業、辦公、文化、娛樂等設施為一體的綜合型樓群。調整後方案總建築麵積為76萬平方米。項目總投資估算15億美元。”
1999年5月18日，據新華社報道，江澤民主席會見了長實主席李嘉誠，江主席對李嘉誠先生多年來積極支持國家經濟建設和熱心捐助內地教育、慈善事業表示讚賞，並稱讚他為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了許多有益的事情，希望他繼續為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多做貢獻。
東方廣場一波三折，幾起幾伏，但總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國慶50周年的前夕，東方廣場宣布全部竣工。
十、義薄雲天大興義舉
1978年9月底，李嘉誠作為港澳觀禮團的一個成員，應邀到北京來參加國慶典禮。
這是李嘉誠在離開內地40年後第一次重新踏上大陸的土地。而此時，已與他離開時今非昔比了，祖國內地翻身解放也已有29年了。但是，這是解放了近30年的祖國嗎？他真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全是真的。不過，事實歸事實，他又馬上肯定了他所見的一切，因為他同時也從首都人的精神麵貌上看到了祖國的未來和希望。
李嘉誠決心為祖國為家鄉做點什麼，為讓祖國早日走上富強之路貢獻一個炎黃子孫的綿薄之力。當然了，從客觀上說，那時的李嘉誠心裏還是有些七上八下的，因為“文革”那一場惡夢實在是太可怕了。但是李嘉誠還是很快地就堅定了為國盡力的信心，開始了對家鄉公益事業和祖國建設事業的大舉投資。
1978年底，李嘉誠從家鄉的來信中，獲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戶”，或露宿街頭，或擠在臨時搭起的矮棚籠屋棲身。李嘉誠深為不安，馬上複匠至家鄉政府，提出捐建“群眾公寓”，以緩解房荒之急。小時讀書時，李嘉誠讀過杜甫的詩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在香港，他承建的樓宇已近千萬平方英尺了，但他卻從未敢將自己的行為與杜甫的詩聯係在一塊而音。因為他那時做的全是出於對商業的利益。捐建群眾公寓，雖不可從根本上解決房荒，也算是為家鄉父老近了綿薄之力。
群眾公寓規劃建兩處共9幢，4至5層不等，建築麵積1．25萬平方米，安排住房250戶。李嘉誠為此共捐資590萬港元，工期分幾年完成。住戶陸續地遷入進去了，麵對新房，他們無不歡天喜地，對李嘉誠感恩戴德。1979年，李嘉誠回到了闊別了40年的故鄉。就在他剛到的那天晚上，潮州市政府為了歡迎李嘉誠的到來舉行了一個茶話會，在會上，李嘉誠說了一些掏心腑的話：
“我是1939年潮州淪陷的時候，隨家人離開家鄉的，至今已經有整整40年了。40年後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鄉的土壤，雖然一路上我給自己作了心理準備，我知道僻遠的家鄉與燈紅酒綠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離的，但是我絕對沒有想到距離會是這麼大。就在我剛下車的時候，我看到站在道路兩邊歡迎我歸來的我的衣衫襤褸的父老鄉親們，我心裏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說話，也什麼都說不出來。說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說到這兒的時候，李嘉誠早已淚水潸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