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鮮派兵的權利，這便為後來日本乘朝鮮東學黨起義之機挑起甲午戰爭埋下了伏筆。
“我們相見，總是為了解決問題，真想有那麼一次不帶任務的暢談!”李鴻章說道。
“職務在身，不可能喲!上一次我也忙得不亦樂乎……對了，就是那一年……”
伊藤去天津，是在1885年。那年，日本廢除了太政官製度，創設內閣製，他當上第一任內閣總理大臣。“這10年間，貴國變化驚人，乃閣下執掌國政、經營得當所致。相比之下，我萬分慚愧。我國國內發生了許多事，政治上卻無所改革。也作了一些努力，不過……”
“各國有各國的事，日本雖有些改革，但我覺得還不夠滿意，力所不及呀!”伊藤謙遜道。
“這次的事真是萬分遺憾!”李鴻章麵露沉痛之色。“在亞洲，我們兩國是近鄰，而且是同文之國，本來不存在什麼仇怨，這次竟以兵戎相見。我們願意盡早停止敵對行動，恢複和平。對我國有害的事，未必對貴國有利。我不希望我們兩國處於這種關係中。試看今日之歐洲，各國的軍事訓練都極嚴格，軍隊也極精良，但他們並不輕易發生紛爭。我們兩國應當學習歐洲諸國的優點，成為好鄰居。我們兩國使亞洲大局安定，永結友好，亞洲黃色人種今後就不會被歐洲白色人種侵略、侮辱。”
李鴻章很有辯才。
“不錯!”伊藤對李鴻章的中日友好論調應了一聲。
伊藤略微沉吟，麵色中不覺有幾分自得的喜色，繼續道:“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日中兩國的政治體製在“明治維新”和“同光新政”以後走上了兩條不同的道路。伊藤言下之意是說日本為民主政體，有議會裏的議員們牽製著，所以和談的回旋餘地不大。而中國仍是專製政體，李鴻章權力很大，談判可以說了算。李鴻章當然知道這是伊藤博文在利用日本議院民主政治和他討價還價，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雖然他也知道伊藤博文這是在炫耀他們的政治體製改革成就，有了中國沒有的“三權分立”民主政體，李鴻章還是不露聲色地說:“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
伊藤微露不快之色，溫和的客氣中卻有尖酸的刻薄，道:“10年前我在天津時，已與中堂談及，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製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伊藤話鋒一轉，“何至今無變更?本大臣深為抱歉。”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憑借船堅炮利幾乎是同時打開了中國和日本的大門。
日本與美國簽訂了《日美神奈川條約》是1853年;1856年，中國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年，日本開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1863年，日本薩摩藩和英軍開戰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