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楊維楨的“城－郛－郊”格局被取消，換成俗文學中心，進而俗文學一統天下。這個方針從50年代初開始全麵施行。1958年的“新民歌運動”及其精選《紅旗歌謠》可以說是這方針全麵勝利，新的文化格局終於形成。
首先，《紅旗歌謠》中沒有一首是真正的“勞動人民創作”。既是一百萬首選一，“精選”本身已使作品失真。況且，層層的秀才還層層改寫，最高編者郭沫若也承認他作了“字句上的改動和潤色”。據何其芳介紹，其中最有名的那首是這樣產生的：一個農民說“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有人補上二句“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寄給報社。編輯又加二句：“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誠然，口頭文學的記錄本總是或多或少經過改寫的，語言學的困難加上文化規範的困難使原詞照錄成為不可及的理想。但像這樣完全越俎代庖，還堅稱是在“采風”，卻是史所未見。
《紅旗歌謠》是作為創作範本編選的，是給任何想做詩的人讀的，尤其是上層文人，作家詩人，因為他們的創作最需要改造。編輯者的著眼點就是讓詩人“從這裏得到啟示……產生無愧於時代的作品，把我們的文藝引向新的高峰”。
至此，俗化主流文學的壓力到達極點。毛澤東本人在五六十年代堅持認為“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認為從中可發展出“新體詩歌”。
檢查一下1958年之後20年的內地詩歌，可以說新詩“民歌化”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重要詩歌刊物上發表的詩與《紅旗歌謠》無分軒輊。讓我們隻引用這幾十年中最傑出詩人的作品：
田間《趕車傳》
爬上一嶺又一山，
山峰連綿望不斷。
火山血海懸崖陡，
前進一步滿身汗。
李季《訪蘇詩抄》
初訪巴庫整十年，
巴庫十年大改變。
這樣的“詩句”其實不用詩人來寫。
此種五七字句一統形式終於引出了謹慎的反感。何其芳與卞之琳起而反對這種句式，提出“新格律詩”(提倡自由詩已太犯忌)，引起批評界的圍剿，隻是因為何其芳也是文藝官，才免了大禍。
由此，整個中國文學被搓捏成一種假口頭文學，一種偽造的“大眾化”表述方式。最早的“重寫文學史”篇章之一，木弓先生《“文革”的文學精神》一文認為“整個‘文革’的主題是真正意義上的民眾文學，是民眾對知識分子理想的全麵占有”。對“真正”兩字表示懷疑。
“民歌體”還遠遠越出文學領域，成為政治表述方式。1958年以後的政治文件，包括報紙社論，都充滿此類“詩句”：
高山人造海，
渠道賽江淮。
流水空中過，
船舶嶺上來。
據說這是1960年人代會的議政發言。用這樣的表述來“討論”大饑饉中的政治，除了“集體催眠”無以名之。一直到近20年後，《天安門詩抄》還在用“民歌”搞政治，可見遺澤之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