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國的資本家，實在沒有壓迫工人的大能力。現在中國工人所受的最大痛苦，是由於外國的經濟壓迫。所以諸君今天有這樣的盛氣，結成這樣的大團體，做這樣的示威運動，該想一個方法來抵抗外國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現在不但是不受本國資本家的壓迫，並且反想種種方法來壓迫本國資本家。因為這個情形，所以中國工人常常和本國資本家發生交涉。交涉勝利之後，是不是解決了所有的經濟問題呢？要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就應該打消一切經濟的壓迫。中國工人所處的地位，是駕乎本國資本家之上，為什麼不能打消一切的經濟壓迫呢？因為中國人現在所受的毛病，由於本國資本家的壓迫小，所受最大的壓迫，還是外國的資本家。我們每年損失了五萬萬，就是外國每年來搶了五萬萬。我們要把這種搶劫的五萬萬，不許外國人偷過關卡，運回本國去，便先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中國海關交到外國人去管理，是在從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之中載明過的，所以我們要爭回海關的管理權，便要和外國人交涉，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要達到這個目的，工人可不可以做得到呢？要達到這個大目的，便要有大團體。中國現在有團體的，除了讀書的人以外，隻有工人才有團體。商人的團體是很小的，耕田的人沒有團體，所以現在的士農工商界的人，可說是農商兩級的人沒有團體。隻有士工兩界的人，才有團體，工人既有了團體，要廢除中外不平等的條約，便可以做全國的指導，作國民先鋒，在最前的陣線上去奮鬥。
“諸君是工人，是民國的一份子，要抬高工人的地位，便要先抬高國家的地位。如果事從一方麵去做，是做不通的。像這樣講，工人不但是對於本團體之中有責任，在本團體之外，還有更重大的責任。這是什麼責任呢？就是國民責任。諸君結成了大團體，要擔任什麼責任呢？就是要擔任抬高國家地位的責任。如果不能擔任這個責任，諸君要做外國的奴隸。若是能夠擔任這個責任，把中國變成世界上頭一等的強國，諸君便是世界上頭一等的工人，和頭一等的國民。要抬高中國國家的地位，便先要中國脫離了外國經濟的壓迫，也是對資本家宣戰。現在中外的工人都是一樣的作戰，所向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敵人。所以中外的工人，應該聯成一氣。中國工人聯絡了外國工人，對外國資本家去宣戰，便要學辛亥的革命誌士，同心協力，一往向前，抱定破釜沉舟的大勇氣。諸君有了這種團體和這種的勇氣，便可以打破外國的經濟壓迫，解除條約上的束縛。做到這個地步，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可以同各國平等。現在中國同各國不平等的原故，是由於國際上的束縛，譬如政治經濟種種的壓迫太多。要解除這種種束縛，在工人一方麵，並不是難事。英國俄國的工人，便是中國工人的好榜樣。不過要像英國俄國的工人，擔負國家的大責任，根本上還要有一種辦法，就是我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諸君能夠服從我的主義，奉行我的辦法，就可以和英國俄國的工人一樣，在社會上占最高的地位。由此看來，中國工人不隻是反對本國的政治問題，就要奉行三民主義，讚助我的革命。諸君能夠奉行三民主義，讚助我的革命，才不是空開了這個慶祝大會。”
在此演說辭中，可見先生所注意者，不在促工人反抗本國資本家，與本國資本家為階級鬥爭，而在促其反抗外國資本家，與外國資本家為階級鬥爭也。
賴先生不斷的努力，在廣東之勞工雖在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亦漸漸覺悟於其奴隸的地位而起反抗。當民國十年先生在廣東組織政府時，即竭力鼓勵農工群眾之團結，保護其集會結社之自由，於是勞工團體，風起雲湧，多數勞工覺悟於目前受經濟壓迫，工金不足維持生活，因之罷工案件連續發現。而政府調解於勞工與資本家二者之間，一方麵保護勞工之利益，一方麵亦使小資本家不受過分之損失。是以疊起之罷工風潮間均得滿意解決，勞工之解放，漸可得一部分之成功。
當時廣東海員，人數不下數萬，向受帝國主義之經濟壓迫及政治壓迫，如薪金不足維持一家之生活，在船上則受虐待，抵外國則不許登岸，而無以訴其冤苦。至是，亦漸漸覺悟，於是民國十年組織海員工會，以謀解放。最初僅限於海外海員，其後珠江揚子江黃浦江海員，亦陸續加入。當時英國昌興公司訂立包工條件，克扣工資。一時又連次發生帝國主義者虐待海員之事實，遂促海員之覺悟，團結團體，宣傳加工，並集議討論抵抗資本家與包工之壓迫，於是組織日見擴大，會員日見增多。及十年九月，提出加工條件，船東置之不理。十月提出第二次加工條件，隻一二船答複，而所答複者毫無實在。海員知非奮鬥不為功，於是第三次下哀的美敦書，限二十四小時答複。而破天荒之海員罷工遂於民國十一年一月十三日爆發。時香港政府用柔滑及恐嚇手段，冀息風潮。海員不為所動，船隻罷工陸續不絕。香港竟有糧食斷絕之危險。於是用武力壓迫，封閉工會，而海員益為奮激，認為汙辱國體，更誓死奮鬥。於是香港輪船悉停，而運輸工會及其它工會，亦同情罷工。香港政府壓迫益甚，捕多數領袖入獄。全港工人睹此蠻橫，激於義憤，遂於三月一日總同盟罷工。香港乃下戒嚴令，海陸軍布滿街衢。工人及市民，遂整隊回省。香港封鎖益為嚴密。廣州政府在此時期中，竭力保護海員罷工團體，予以經濟上之援助，並代表海員利益為之交涉。海員罷工之得以維持者，實中山先生當局之政府使然也。及香港政府無法，不得不屈服，乃派代表至省與工人磋商條件，完全屈服，而空前第一次之海員大罷工，遂獲得勝利矣。
繼香港海員罷工而起者，有香港華工之全體罷業，賴先生當局之革命政府之救濟而不致失敗。十三年沙麵華工為反對英人苛例而罷工，亦賴先生當局之政府之後援，始得較良之結果。此皆先生援助勞工所得之成績也。
近年以來，帝國主義之壓迫中國，日益加甚，而農工群眾之奴隸地位，益陷於火熱水深。痛苦既深，覺悟亦易，因之農工階級之奮鬥運動，有再接再厲之勢。而中山先生領袖指導下之國民黨，代表農工階級利益，領導農工群眾。自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盡量加入農工群眾，明定對外對內政策，注意農人運動，工人運動，其於保護農工利益者，無不周備。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曰：“中國工人之生活，絕無保障，國民黨之主張，則以為工人之失業者，國家當為之謀救濟之道，尤當為之製定勞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養老之製，育兒之製，周恤廢疾者之製，普及教育之製，有相輔而行之性質者，皆當努力以求其實現。”又國民黨黨綱對內政策第十二項曰：“製定勞工法，改良勞動者之生活頭獎，保障勞工團體，並扶助其發展。”第十項文雲：“改良農村組織，增進農人生活。”於此，可知勞動者欲由非人的生活，而趨於人的生活，實非與國民黨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不為功也。
先生所公布工會條例理由書文雲：“在中國今日大機械工業尚極幼稚之時代，大部分之手工業工人，又多不感覺於組織團體之切要，故本草案注意之點，即首在確認勞工團體之地位，次在予勞工團體以較大之權利及自由，三在打破妨礙勞工團體組織及進行中之障礙，使工會團體得漸有自由之發展。基於此種種理由，對於本草案中，故列入十六要點如下：（一）承認工會與雇主團體立於對等之地位（第三條）。（二）承認工會以言論出版及辦理教育事業之自由（第四條）。（三）承認工會對雇主之團體契約權（第十條第三款）。（四）承認工會對於與雇主爭執事件發生時，有要求雇主開聯席會議仲裁之權，並得請求省管行政官廳派員調查及仲裁（第十條第十款）。（五）承認工會之罷工權（第十四條）。（六）承認工會對雇主方麵有參與規定工作時間，及改良工作狀況與工場衛生之權（第五條）。（七）行政官廳對於非公用事業（草案中所指之公用事業，係指一切有關於日用交通如電燈，電話，煤氣，自來水，電車，鐵道，航舶等而言）之雇主或工人間衝突，隻任調查及仲裁，不執行強製判決，以養成工會自動之能力（第十六條）。（八）予工會以公共財產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條）。（九）特別聲明對於刑律及違警律中所禁止之聚眾集會等條文，不得適用於工會法，以免法院警廳之比附，而妨礙工會之進行（第二十條）。（十）工會以產業組織為主。但中國大部分之工業仍係手工業，故職業組織亦未絕對廢止，以求事實上之適用（第六條）。以上規定各點，係按工會法上必要之條件，參以中國工業實際之情形，以期得適合之應用與實施。”先生所著“民生主義”一文中，關於社會經濟事業，主張改良社會工業，用政府力量，改良工人教育，保護工人之衛生，改良工廠機器，以求極安全極舒服之工作。主張“節製資本，平均地權，”主張“分配之社會化，”“大工業公有”……
先生當局之政府及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代表農工階級利益之旗幟，既愈益明顯，農工群眾鹹認革命政府為代表被壓迫階級之政府，而認先生為救星。先生逝世後，革命政府仍依照先生遺囑，繼續努力。最近之民族運動，各地民眾參加之熱烈，已現一革命之新時期，而為其主力軍者，乃為工人群眾。其有秩序，有團結之精神，足以表示工人已能依照中山先生所指示，為主義而奮鬥。農民運動則亦已漸見其端倪。今後中國之農工群眾，必能依先生生前所指導之方法，而自求解放也。
先生知革命必有農民之參加而後基礎可以鞏固，革命可以成功，故注意於農民之利益。茲附錄其對農民運動講習所“耕者要有其田”訓詞如下：
學生諸君，你們這次畢業，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這是我們國民黨做農民運動所辦的第一件事。我們從前做革命事業，農民參加進來的很少，就是因為他們知識程度太低，不知道有國家大事，所以對於國家很冷淡，不來管國事。你們畢業之後，到各鄉村去聯絡農民，首先便要一般農民知道，對於國家有什麼責任，農民所仰望於國家的有什麼利益。這個革命政府，是想要做成一個人民為主體的國家。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要農民來做本黨的革命基礎，就是大家的責任。大家能夠擔負這個責任，聯絡一般農民，都是同政府一致行動，不顧成敗利鈍，來做國家的大事業。這便是我們的基礎可以鞏固，我們的革命便可以成功。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便要失敗。
諸君在這地學了幾個月，知道我們革命，是要根據三民主義。大家到各鄉村去宣傳，便要把三民主義傳到一般農民都覺悟。農民在中國是占人民的最大多數，所以農民就是中國的一個極大階級。要這個極大階級都能夠覺悟，都能明白三民主義，實行三民主義，我們的革命才是徹底，如果這個極大階級不能覺悟，未實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的革命在一時成了功，還不能說是徹底。
大家到鄉村去宣傳有什麼方法可以講明白三民主義，令一般農民都覺悟呢？要一般農民都容易覺悟，便先要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講農民本體的利益，農民才注意。如果開口就是講國家大事，無知識的農民，怎麼能夠起覺悟呢？先要講農民本體有什麼利益，國家有什麼利益。農民負起責任來，把國家整頓好了，國家對於農民又有什麼利益，然後農民才容易感覺，才有興味來管國事。大家都知道中國把社會上的人，是分成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比較起來，最辛苦的農民，享利益最少的是農民，擔負國家義務最重的也是農民。在農民自己想起來。以為受這種辛苦，盡這種義務，這是份內應該有的事。這種應該有的事，是天經地義，子子孫孫不能改變的。祖宗業農，受了這種辛苦，子孫也應該承繼，來受這種辛苦，要世世代代都是一樣。這種思想，是從前的舊思想。我們現在用政治力量來提倡農民，就是要用國家的力量來打破這種思想。就是要一般農民，不要從前的舊思想，要有國家的新思想。有了國家的新思想，才可以脫離舊痛苦。要一般農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夠自己來救自己的痛苦，還是要農民自己先有覺悟。現在許多人都說中國的農業社會和俄國不同。從前俄國有大地主和農奴，地主和農奴的財產，過於不平均。現在中國沒有大地主，隻有小地主和一般農民。這般小地主和農民的財產，同俄國地主和農奴的情形比較起來，還算是很平均的。就片麵的情形講，這是講得過去的，但是切實調查起來，用中國現在的情形和俄國從前的情形比較來說，是中國的農民享幸福些呀，還是俄國的農奴享幸福些呢？是中國的小地主專製些呀，還是俄國的大地主專製些呢？依我看起來，從前俄國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都是幾百萬方裏，甚至幾千萬方裏。那些大地主對於許多農奴，自然不能精神貫注。因為精神貫注不到，待遇農奴自然是很寬大。我們這些小地主，總是孳孳為利，收起租來，一升一勺，一文一毫，都是要計算，隨時隨地，都是要刻薄。農民所受的這些情形，到底是不是的確，還是等到你們再去調查？就我個人的心理比較，從前俄國農奴所受的痛苦要少，現在中國農民所受的痛苦要利害得多。
現在俄國改良農業政治之後，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全國的田土，都分到一般農民，讓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隻對於國家納稅，另外便沒有地主來收租錢，這是一種最公平的辦法。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革命。如果耕者沒有田地，每年還是要納田租，那還是不徹底的革命。中國的人民，本來是分作士農工商四種。這四種人中，除農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們沒有預備，就仿俄國的急進辦法，把所有的田地，馬上拿來充公，分給農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來反抗的。就是我們的革命，一時成功，將來那些小地主，還免不了再來革命。我們此時實行民生主義，如果馬上就要耕者有其田，把地主的田都拿來交到農民，受地的農民固然是可以得利益，失地的地主，便要受損失。但是受損失的地主，現在都是稍為明白事體的人，對於國家大事，都很有覺悟，而一般農民全無覺悟。如果地主和農民發生衝突，農民便不能抵抗。我們要免去現在的衝突，要農民將來能夠抵抗。大家此時便對農民去宣傳，把農民的痛苦講得很清楚，讓一般農民都知道。農民隻要知道了痛苦，便一定有覺悟。農民有了覺悟，自然要來向政府求救，解除他們的痛苦。好像近年來我們在香山舉行農民運動，要解除農民的痛苦，便有許多農民向政府說，‘政府既是要解除我們的痛苦，為什麼政府反向我們加抽沙田捐呢？’如果遇到了這種問話一時便不容易答複。
再者現在這個革命政府，有很多軍隊。我們要維持目前這樣多的軍餉，便不能不多抽稅。這種稅源，都是從窮人來的，富人所受的負擔很少。如果不講明白，農民還不知道。若是現在講明白了，農民都知道很痛苦，他們一定來要求免去這種痛苦。所以你們在宣傳的時候，一定生出許多情形，是自相矛盾的。對於這種矛盾，要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就是要農民全體都有覺悟。如果全體農民都能夠覺悟，便有方法可以解決。譬如廣州一府的農民，能夠全體覺悟起來，便可以聯絡成一個團體。廣州的農民都可以聯絡起來，便可以解除廣州府農民的痛苦。推到廣東全省農民的情形，也是一樣。所以當宣傳的時候，有了以前所講的矛盾，發生了那種衝突，獨一無二的解決方法，便是先勸農民結團體。農民是多數，地主是少數，實在的權力，還是在農民的手內。如果由一省的農民推到全國的農民，都能夠聯絡起來，有很好的團體。農民要解除痛苦，便有好辦法。政府便可以靠農民做基礎，對於地主要解決農民問題，便可以照地價去抽重稅。如果地主不納稅，便可以把他的田地拿來充公，令耕者有其田。不至納租到私人，要納稅到公家。像這樣的辦法，馬上就拿來被告，一定要生出大反動力。所以此時大家去宣傳，一定要很謹慎，隻能夠說農民的痛苦，教他們聯絡的方法。先自一鄉一縣聯起，然後再聯到一府一省，以至於全國。當聯絡的時候，還是要農民自己去出力，不過要怎麼樣出力的方法，就要你們指導。你們更要去聯絡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來解決農民同地主的辦法。農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損失，這種方法可以說是和平解決。我們要能夠這樣和平解決，根本上還是要全體的農民，來同政府合作。
“我們解決農民的痛苦，歸結是要耕者有其田。這個意思就是要農民得到自己勞苦的結果，要這種勞苦的結果，不令別人奪去了。現在農民的勞動結果，在農民自己隻能分四成，地主得了六成。政府所抽的捐都是由農民出的，不是由地主出的。像這樣情形，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從前沒有工夫，做發現這種不公平的宣傳，這回的宣傳是第一次。諸君去被告宣傳的人，居心要誠懇，服務要勤勞，要真是為農民謀幸福。要在最快的時間之內，用極好的聯絡方法，先把廣東全省的農民，都聯絡起來，同政府合作，才有辦法。此時農民沒有聯絡之先，便要暫時忍耐，將來才可以享幸福。要農民將來可以享幸福，便要諸君趕快去宣傳聯絡。農民都聯絡了之後，我們的革命才可以成功。”
（《孫中山軼事集》）
聯俄
中山先生具世界眼光，其反帝國主義，並非狹義的國家主義，乃聯合世界弱小民族為一條戰線而抵抗強權之民族主義，故先生於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章曰：“……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種是二萬萬五千萬人。這十二萬萬五千萬人是受那二萬萬五千萬人的壓迫。那些壓迫的人，是逆天行道，不是順天行道。我們去抵抗強權，才是順天行道。我們要能夠抵抗強權，就要我們四萬萬和十二萬萬五千萬人聯合起來。我們要能夠聯合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就要提倡民族主義，自己先聯合起來，推己及人，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聯合起來，共同去打破二萬萬五千萬人，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強權。”又曰：“……俄國革命成功，他們一萬萬五千萬人，脫離了白種，不讚成白人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想加入亞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強暴的民族。那麼強暴的民族，隻剩得二萬萬五千萬人……”
一九一六年，蘇俄革命，先生已知其為世界無產階級解放之先聲。及一九一七年，蘇俄勞農政府甫成立，各國以兵力壓迫其邊境，恫以封鎖。時法兵已退，日兵尚在南滿鐵路，勞農政府首領列寧頗懊喪，以為彼等謀解放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而世界竟無表同情者。時先生在粵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已預料蘇俄革命必能得最後之成功，於是托華僑由美洲費重金致電祝賀列寧，勖以努力，奠定勞農政府基礎。列寧得此電訊，不啻聞空穀足音，始悉遠東亦有讚助其主義之友黨在，睹此一線光明，於心滋慰。數年後，勞農政府拒退國內外敵人，基礎漸形鞏固，乃於一九二一年遣代表馬林至粵表示親誼。時先生因準備北伐師次桂林，馬林乃由粵赴桂，與先生會晤，互商聯絡。先生並與談蘇俄國內情形，得悉勞農政府正行新經濟政策，甚快。及先生歸粵，告廖仲愷等曰：“蘇俄革命後實行馬克斯之共產主義，餘甚滋疑惑。以現世界正在資本主義極盛時代，俄國工商業不甚發達，共產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今聞馬林言，始悉蘇俄行共產主義後，以深感困難，乃改行新經濟政策。此種新經濟政策，其精神與餘所主線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餘深喜蘇俄能先實行與餘之主義相符之政策，益信餘之主義切合實行，終必能成功也。”翌年（民國十一年）蘇俄又遣代表越飛來華，來華後因患病回國，未能與先生詳細討論。
後先生在滬，與俄國派遣來華之鮑羅廷晤。及十二年先生重蒞廣州，鮑羅廷自滬來粵，其時適陳炯明軍攻石龍，形勢危急。鮑以其在俄國所得之經驗，與先生開誠討論。先生大悅，乃聘鮑為政治顧問。黨務政務，多賴擘畫，深資臂助。先生於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成立軍官學校，組織黨軍，一切得於鮑羅廷之貢獻者頗多。自先生決定聯俄政策後，中國革命始與世界革命連絡一起。
加拉罕任蘇俄駐華大使時，本意欲與廣東政府聯絡，隻以北京政府為各國所承認，故外交上不得不駐京，惟仍秘密派員與廣東政府磋商成立中俄協定。後中俄協定由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與加拉罕簽字，在北京成立，其實已先由廣東政府與俄代表議定。故中俄協定亦可謂由中山先生成之也。
及民國十四年，先生北上，在北京病篤，遺囑詔同誌曰：“餘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救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謂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蓋明示我人以聯俄之策略也。先生臨終時並貽書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茲刊錄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誌：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將來。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借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製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製度解放中國及其它被侵略國之曆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誌之人。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親愛的同誌，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