穎王還有極強的領悟力，智力也在諸弟之上。年幼時，侍讀孫思恭講《孟子》，講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宋朝皇子教育戚畔之”時，孫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未引親戚離叛之事。
穎王不滿意，補充說：“微子，紂之諸父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講的是箕子叛商從周之事，事實確鑿，思恭聽後驚駭不已。其聰明睿智、聞一知十之能力，由此可見一斑。穎王這種勤奮好學的精神，即使在繼承帝位後，也始終堅持不懈，這是難能可貴的。
2謙虛律己，孝敬有禮
皇子在宮中都要接受嚴格的教育，讀經史、習禮儀，穎王和他的兄弟們自然不能例外。穎王對自己要求極嚴格，講讀時為了表示對老師的尊重，一定做到“正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嚐用扇”。
穎王性格謙遜，對屬僚常厚愛有加，很少有無理訓斥周圍屬僚的時候。穎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韓維很有才華，尤其得到穎王的寵愛和尊敬，他們常在一起談古論今，議論國家大事。在日常言行舉止方麵，韓維對穎王要求很嚴。一次穎王與韓維論天下事，談到“功名”二字的時候，韓維說：“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不言功名，寓功名於謀事之中，這正是神宗後來的行為準則。
還有一次近侍拿弓樣鞋獻上，韓維嚴肅地說：“王安用舞靴？”穎王聽後麵有愧色，立即讓人毀掉。父親英宗與太後有些矛盾，英宗在一次病重時出言不遜傷了太後，太後很難過，向大臣哭訴，並歸咎於穎王及其弟趙顥。此時朝政大權掌握在太後手中，加之英宗又非仁宗嫡出，因此太後廢英宗易如反掌。
韓維趕緊勸說神宗，你父親已失太後歡心，你應對太後克盡孝恭以彌補你父親的過失，否則，父子可要一起遭禍了。穎王感悟，及時向太後做了解釋。太後終於因此原諒了英宗，並高興地對大臣說：“皇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官僚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之。”這裏太後既表揚了神宗，也表揚了韓維，由此神宗對韓維更是信任有加，幾乎是言聽計從，這也對神宗的一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穎王繼位後，馬上任用王安石為相，就是韓維鼎力推薦的結果，沒有韓維，就不可能有王安石的起用。神宗不起用王安石，就不會有後來的王安石變法，即使有，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樣子。說起來這是曆史的偶然性，可見偶然性在曆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3《韓非子》的粉絲
穎王崇尚法家，是《韓非子》的忠實粉絲。
他在東宮讀書時，博涉儒、法、兵、墨等各家之學（兵學方麵容後文詳及）。在法家之中，他尤其喜歡韓非。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不僅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而且廣泛采納了道、儒、墨等各家有關治術方麵的理論。韓非主張，掌權者應“不務德而務法”，“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法律的製定應該“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他綜合了商鞅的“法”
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提出了以“法”為中心的“法、術、勢”相結合的君主統治術。因為韓非的理論最具有可操作性，所以曆代有作為的帝王無不以韓非的理論為座右銘，盡管他們口頭仍強調儒家學說，把儒家學說作為統治國家的意識形態，但實際上實行的卻大多是法家的一套。神宗年輕時就重視法家理論，重視韓非的學說，應該說是頗具慧眼的。
治平二年（1065年）十月的一天，穎王拿出自己親手抄錄的《韓非子》讓府僚校對，不想被侍讀孫永看見。孫永不滿地說：
“韓非險薄無足觀。”穎王怕事情鬧大，遭到太後和父親的指責，就掩飾說：“錄此備藏書之數，非所好也。”很顯然，這絕不是心裏話，如果真的是自己“非所好”，是不可能把《韓非子》一書從頭到尾認認真真地抄一遍的。隻是因為在嚴格的皇子教育中，經史子集及六藝，並不包括法家學說。整日抄錄《韓非子》，豈非不務正業？穎王正是因為這樣“不務正業”，正是因為受了法家思想影響，才有了後來轟轟烈烈、影響深遠的改革大業，才使自己超出流俗之輩而成為一個有作為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