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所有針對《四郎探母》的批評，都帶有很強烈的道德色彩，義正辭嚴，不容置辯。但《四郎探母》並沒有因為這些激烈的批評而終止它的生命，相反，它出人意料經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打擊而頑強地存活了下來，比起絕大多數看起來比它更沒有理由被禁、卻在事實上早就趕下了舞台的傳統劇目，表現出久遠得多的生命力。幾乎沒有什麼站得住腳的有力的理由它就那麼演著，哪怕就剩下“坐宮”這一場戲;而讓“坐宮”這場戲在1950年代初那樣大規模的禁戲背景下仍然能夠在北京舞台上露麵的理由，據說是“取其音樂上的完整”，但事實上“坐宮”這一場在音樂上，除了楊四郎“叫小番”的一句嘎調以外實在是缺乏情致，相反，我以為像“坐宮”的情境，楊四郎和鐵鏡公主夫妻選擇用大段的西皮快板，如同夫妻平時為小事鬥嘴那樣談論生死大事是不合適的，至少是不精彩的，更談不上什麼“完整性”。然而，就算後來的演員唱不上那句嘎調了，“坐宮”還在演。這樣的狡辯居然也可以為《四郎探母》留下一線生機，真是個奇跡。
京劇《四郎探母》在近代的命運堪稱坎坷，雖然1950年代初它奇跡般地逃脫了遭禁的厄運，仍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劇目。恰由於京劇《四郎探母》以及這一題材本身同時存在豐富的內涵與激烈的爭論，很多人都以為能做所謂“去蕪存精”的工作“去其糟粕存其精華”，踩在這塊藝術巨石之上以顯示自己更為高大，數十年來對它的改寫層出不窮。還真有把楊四郎往007的路上去寫的，把楊四郎故事演繹成宋代中國的間諜戲，讓楊四郎成為在遼邦收集核心軍事情報的臥底，於是“探母”就成為在個人私情掩飾下為我大宋朝“踏平賀蘭山闕”做出重要貢獻的地下工作者。改編者大約是想通過這樣的情節，讓楊四郎從“叛徒”變成像楊家其他的兒郎一樣偉大的民族英雄，而且還十分地忍辱負重，但是這樣一改，好像楊四郎的行為反而顯得更加落入卑鄙一路，因為那樣的楊四郎流落番邦就不再是無奈而且充滿了虛偽與欺騙;也有走傳統戲《三關排宴》的路子的，而新近一位知名劇作家以這一題材重新創作的《三關明月》，就以佘太君與蕭太後在三關相會為楊四郎和楊八郎一起解套，明月朗朗，兩位老夫人念及既然已經成了雙重的兒女親家，自己人了，還打什麼仗?講和了吧。於是兩位位高權重的老太太在陣前一團和氣地議和，家仇國恨頓時消弭於無形。兩位手握兵權的老太太就這樣以兩人是兒女親家為理由決定不再打仗，雙方簽訂了和約，民族倒是提前團結融合了，但是小女子或者說是老女人的兒女私情成為在民族衝突中決定戰與和的關鍵性因素，這就不僅僅喪失了曆史進程中權勢人物的責任與原則，更是不可思議的輕率和徇私。如果這樣的事情在曆史上有一點點影子，且不論蕭太後，至少佘太君，恐怕要替代潘仁美成為老百姓人人詛咒的賣國賊了，導致楊家悲劇的所有劣行都會被堆積到她的頭上。因此，所有這些改寫不僅沒有解決《四郎探母》故事必須麵對的道德詰難，反而成為更多爭論的對象，因為它們都沒有真正的道德洞察力，無法像京劇《四郎探母》那樣將民族大義與個人親情之間的激烈衝突，處理得舉重若輕。所有那些看起來是在為楊四郎正名的、或者幫楊四郎解決忠孝忠義之間尖銳衝突的改寫本都不能替代《四郎探母》，因為在《四郎探母》，雖然楊四郎不像其他楊家將故事裏的英雄主人公那樣令人崇敬，卻依然有他清晰的倫理底線，楊四郎是有道德內涵的人物，而且他所遵循的道德信念，是人們能夠接受的。這就是近代以來有關京劇《四郎探母》的爭論如此複雜且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