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庇護六世對這樣的做法表示反對。新憲法關於神職人員的規定直接同一五一六年法國與羅馬教庭簽署的各項正式協定相違背。可是國民議會沒有過多考慮先例或是條約這些不值一提的小事。要麼教士宣誓效忠於憲法，要麼就撤職餓死。好多主教與教士接受了這樣一個看似無法避免的命運。他們雙手交叉，執行了宣誓手續。不過絕大部分教士是老實本分的人，他們不願發假誓。他們已迫害了胡格諾教派好多年，而今他們又學著胡格諾派的樣子，在廢棄了的馬廄裏做彌撒，在豬圈裏進行思想交流，在鄉下的樹籬後麵布道，而且每當夜深人靜之時去他們以前教民的家中秘密拜訪。通常來講，比起新教徒在類似的狀況下的生活他們算是好多了的，原因在於法國的秩序已雜亂無章，就算采取對付憲法敵人的敷衍行事的措施都無法顧及。
因為似乎他們都不想冒失去性命的危險，因而那些出色的教士——往往人們稱他們是拒絕宣誓的頑固派——很快就大膽要求官方承認他們是“能夠被容忍的宗派”，並希望得到特權，可在過去的三百年裏，也恰好是他們堅持不將這樣的特權交給他們自己的同胞加爾文教徒。如今我們處在無任何風險的一九二五年來回顧，覺得它既冷酷又滑稽是在所難免的。然而官方那個時候並未因他們的要求采取任何明確的措施，那是因為議會很快已被極端激進分子全權掌控了。因為法庭的背信棄義，加之國王陛下愚昧地同外國聯盟，結果一個星期不到就引起了從比利時海岸至地中海海濱的恐慌，它造成了從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到七日的一係列大屠殺。從那時開始，革命注定要墮落成恐怖統治。饑餓的大眾開始懷疑他們的領導人正在進行一次大陰謀，要將國家出賣給他們的敵人，此時哲學家們循序漸進所獲得成果的打算化為烏有。以後發生的劇變在曆史中都見怪不怪了。在如此大的危機當中，處理事務的權力極易落入冷酷無情的人的手中，對曆史認真學習過的學生都非常熟悉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個戲劇的主人翁竟是一個楷模，一個美德的完美化身，這確實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當法國開始看穿新主人的真正麵目，已為時晚矣，這就仿佛在協和廣場的絞刑台上枉費唇舌說一些過時的警告一般。到此為止，我們把這場革命從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組織這幾個方麵研究了一番，然而隻有等曆史學家變成了心理學家，反之亦然，我們才可以真正明白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在極度的痛苦之中他們決定了全民族的命運。有的人覺得是愛和光明支配著整個世界。有的人則認為人類隻尊重一樣東西：野蠻力量。從現在到幾個世紀之後，在這二者之間我們能夠作出一個選擇。不過有一點似乎是絕對的，在社會學的這所試驗室中，法國革命是一切試驗中最偉大的，它是對暴力的崇拜。有的人希望運用理智建立一個更人性化的世界，可他們要麼壽終正寢，要麼就是被他們原想讚美的人們給處死。伴隨著伏爾泰、狄德羅、杜爾哥、孔多塞這樣的人的消亡，新至善論的愚昧倡尋者們成為了掌握國家命運的名正言順的主人，可是這項神聖的使命被他們弄得糟透了。
在這些人統治的最早階段，勝利完全掌握在宗教敵人的手中，他們因為種種原因，對基督教的象征極其痛恨。在過去教士當權的時期他們默默忍受巨大痛苦，隻要見到穿著黑色長袍的教士便憤憤不平，迷人的香氣讓他們的臉色發白，勾起他們早已不記得的狂怒。還有人覺得能夠用數學與化學這兩種學科來反對上帝的存在。他們聯手開始摧毀教會和它全部的作品。這件事毫無希望，最多不過是場徒勞無功的任務，不過這是革命心理的某一特點，正常的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如家常便飯一樣每天發生。所以一紙國民大會的公文把基督的舊曆廢除了，萬聖節被廢除了，聖誕節和複活節也一樣被廢除，還有星期和月份，再次將一年分為十天一段，每十天就是一個異教徒的安息日。然後，一張廢除崇拜上帝的聲明再次出現了，世界變得沒有主心骨了。可這一時期維持得並不長。在空空如也的雅各賓俱樂部中，不管如何滔滔不絕地作著怎樣的解釋與辯解，這樣一種虛無縹緲的理念依然沒有多少人接受，大多數人連兩個星期都無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