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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理由害怕斯賓諾莎的書籍會流傳開。{比奇中文網首發www.biqi.me}他的書就像三角學教科書那樣饒有趣味,不過極少有人能讀三句以上,無論是哪個章節。需要另一種人在人民中間傳播新思想。在法國,隻要國家轉化為君主集權製,大家獨立思考與調查的熱情就會終止。在日耳曼,三十年的戰爭帶給人們的是貧窮與恐懼,個人創造力至少被它扼殺了兩個多世紀。十六世紀後半葉,在歐洲大國中英國是唯一一個在獨立思考方麵有進步可能的國家,國王和國會的長期不和讓不安定的因素增加了,有利於爭取個性自由的事業。首先我們要說說英國君主。多年來,可悲的國王一直夾在惡魔般的天主教和如同汪洋大海般的清教徒之間。天主教的臣民(其中包括好多背地裏投靠羅馬的聖公會的教徒)一直叫喧要回到英國國王當教皇的仆人的幸福年代。可清教徒臣民卻用一隻眼緊緊盯著日內瓦,夢想有一天英國沒有國玉,英格蘭變得如同蜷縮在瑞士山脈角落裏的美好聯邦那樣。可這並非全部。統治英格蘭也是蘇格蘭的國王,在宗教方麵蘇格蘭臣民明確地知道他們自己的要求。毫不懷疑地確信自己反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正確性。對他們來說,新教徒的土地上存在著別的教派,還可以自由信仰,這完全是邪惡。
他們堅持覺得,除了天主教徒與再洗禮教徒要被趕出不列顛群島。並且索西奴斯者、阿明尼教徒、笛卡爾教徒,總之一切對活生生的上帝的存在持不一樣觀點的人,都應被絞死。然而,這樣的三角衝突產生了始料不及的後果。有些人希望在對立的教派間維持中立,就必須緘默寡言,這讓他們變得比之前寬容些了。倘若在一生的不同時間裏斯圖亞特與克倫威爾都堅持各教派的平等權利——並且曆史告訴我們他們也是如此做了——那絕不是因為他們對長老會教徒或者是高教會教徒有何感情,或是他們得到了那些教徒們的愛戴。他們不過是在某個相當困難的交易中力爭最好的結果。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上的某個教派後來變得權勢浩大,這一恐怖的事情告訴我們,倘若英國的諸多彼此傾軋的小教派裏的一個教派創建了全國管轄範圍的絕對專製,那樣的話英國的命運將會如何。克倫威爾確實達到了為所欲為的境界,不過這個護國公十分明智。他明白他的統治是憑借鐵的軍隊維持的,於是小心謹慎地避免所有會讓反對派聯合對付他的一切行為或者法令。然而他的寬容之心也僅此為止。
至於讓人厭惡的“無神論者”——前麵提及的索西奴斯主義者、阿明尼教徒、笛卡爾主義者還包括別的人類神聖權力的推廣者——他們的生存依然同以前那樣,很成問題。當然,英國的“持自由思想的人”有很大的一個優勢。他們瀕臨大海,隻需暈三十六個小時的船便能夠抵達安全的避風港——荷蘭城市。荷蘭的這些城市的印刷廠出版南歐與西歐的禁忌文學,橫穿北海就表示去出版商那獲得一筆稿費,還可以了解一下思想反抗文學中有何最新的東西。好多人用這個大好時機進行安靜地研究與寧靜地思考,這裏麵最有威望的是約翰·洛克。他和斯賓諾莎是同一年出生的。他同斯賓諾莎(事實上也像大部分獨立的思想家)一般,是某個虔誠教徒的家庭的兒子。斯賓諾莎的父母是正統猶太人,約翰的雙親是正統基督徒。他們用自己不同教旨的嚴格教義來訓練孩子,當然他們是出於好意。然而這樣的教育不是把孩子的心靈摧毀,就是讓他們叛逆。約翰與巴魯克一樣,都很難屈從他人,他緊咬牙關離家出走,自謀生路去了。二十歲的時候,洛克前往牛津,首次聽到笛卡爾講話。然而在聖凱瑟琳大街塵土漫天的書店,他發現了別的一些更合口味的書,比如托馬斯·霍布斯的作品。
霍布斯非常有意思,曾在馬格達朗學院就讀過,一點也不安分,去意大利同伽利略對過話,和鼎鼎大名的笛卡爾通過信,畢生的大多數時間都居住在歐洲大陸,為了躲避清教徒的怒火中燒。時不時也寫一本著作出來,將他對一切能夠想到的題目的觀點都裝到裏麵,用一個赫然醒目的書名:《極權主義國家,或曰教會聯盟和公民聯盟的物質、形式與權力》。這本博學的書出版之時,洛克正上在大學二年級。它一針見血指出了諸侯的本來麵目、權力,特別是他們的責任,甚至連最徹底的克倫威爾派也都讚同,好多克倫威爾追隨者都傾向於赦免這個一直持懷疑態度的人,原因在於盡管他是個保皇派,卻在這本重於五磅之上的書中披露了保皇派的虛偽性。當然,霍布斯並非那種容易劃分類別的人。那時的人把他稱為“不拘於宗教教條的人”,稱呼的意思是,相比於基督教的教義他更感興趣於基督教的倫理學,主張在不大重要的問題上人們可以有某種程度上的“自由”。洛克同霍布斯有一樣的氣質。他畢生都在教會裏,卻打心眼裏讚同對生活與信仰應作寬容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