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由四川詩人鍾鳴創辦的《象網》詩歌及藝術雜誌，共出了包括肖全攝影作品專集等九期，其中第四期是“陸憶敏專集”，除了刊登她的十多首重要作品外，還載有鍾鳴本人和詩人柏樺的評論文章。柏樺稱“她的詩是那麼突然，又那麼輕盈，又那麼迅速，迅速中懷著柔情（海子是那麼突然，但帶著烈火）；又那麼幸福，這幸福中含著淚水，又那麼寬懷。是的，她所向往的同情，給予的同情是那麼高貴，那是唯一的女性才具有的高貴。”（《秋天——我所理解的詩人陸憶敏》）
1993年，由崔衛平編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女性主義詩集《蘋果上的豹》中，收入陸憶敏的《美國婦女雜誌》《年終》《避暑山莊的紅色建築》等十四首。
1993年，由萬夏、瀟瀟選編的《後朦朧詩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選入陸憶敏在不同時期的主要作品四十首，她無疑“享受”著當代詩人最重要的“待遇”。
與其他具有耀眼才華的女詩人不一樣，陸憶敏的詩並不擁有眾多模仿者。她精煉、節製的風格在別人那裏難以再度呈現。在這點上，她似乎更接近美國詩人狄金森或英國小說家簡·奧斯汀。我們如果把詩歌也看作文明世界及其成果的一部分，那麼，處於其中的詩人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某一類文明的開拓者，創一代風氣之先者；另一種是此前文明的承受者和結晶式人物（當然也有這兩種形式的雜糅交叉者）。作為新的道路的開辟者，前者的風格顯得宏大、渾厚，混雜著許多尚未被處理和磨平的粗糲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十分容易激起外人和後來者的想象力；而作為繼承、承納者，後者更像是提煉過的精華，不再有那些粗糙刺耳的東西，作品的風格顯得優雅、凝練、輕快、光滑如鏡。並且這種區分並不依據時間上的先後，兩種風格的詩人甚至可能在同一時期出現，這隻是由個人的稟賦、趣味、文化背景及經曆所決定。我能舉出的最典型的例子（在這裏也許不是最合適，但還是很能說明問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就詩學的光輝來說，陀氏顯得含混嘈雜、斑駁陸離；而托氏（寫作《安娜·卡列尼娜》和《戰爭與和平》的那一位）則具有柔和、銀亮、透明晶瑩的特點，他作品中的世界和人物仿佛鍍上了一層清輝，甚至是在處理最殘忍的題材時也不例外。排在托爾斯泰這份名單上的還有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傑斯塔姆等，他們更像是一群文明的兒女，是由先前的人們所創造的文明成果孕育出來的（布羅茨基稱曼傑斯塔姆為“文明之子”）。在取得這樣一個認識上的背景之後，我們來理解陸憶敏的詩歌便有了一個便利的起點，盡管這是一種為我們所不太熟悉的東西。
生於上海並長於此地的陸憶敏顯然承受了這座早已國際化了的大都市的某些精神氣質：擁有許多小小的規則，並盡量遵守它們，不去存心觸碰它們。因此在遵守背後，也享有一種嗬護；接受限製，也意味著給個人的活動和想象力留下可區別的餘地。於是我們在陸憶敏的詩作裏，看不到那種通常在當代女詩人那裏見到的撕心裂肺的景象，聽不見那種呼天搶地的叫喊聲，所見到的是另外一番情景：
即使小草折斷了
歡樂的人生
我也已經唱出了像金色的
聖餐杯那樣耀眼的情歌
滿臉通紅
——《我在街上輕聲叫嚷出一個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