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日的一個傍晚，天色已經暗下來，我聽得樓下有人叫。打開窗戶一看，依稀辨認出是芒克，其餘幾個人看不太清楚。我也大聲喊道：“上來吧。”
“郭路生。”他向我介紹時，頭有些側，下巴微微上翹。“我們這些人，沒打招呼就來了。”他麵帶歉意微笑著說。
我頓感心頭一熱。作為女主人，我很長時間沒有聽到有人在我們家這麼文質彬彬地說話。我見到更多的那些“流浪”詩人，都恨不能隨身攜帶一枚炸彈，大有將他自己和我們全家炸平之勢。
同來的還有貴州的黃翔、北京的黑大春和他的女友。沏茶、倒水，在沙發上一一就坐後，我開始默不作聲地打量起這位詩歌界的傳奇人物。詩人多多說：“要說傳統，郭路生是我們一個小小的傳統。”
他顯得太大了，頭大、手大、腳大，至少給人的感覺如此。事實上他很瘦，但他決不是那種天生瘦弱的人。他身體有一部分仿佛被故意隱藏起來，或者是經過一再省略和刪減，現在就剩下這副大大的、空空蕩蕩的樣子。他說話時經常麵帶微笑，笑的時候眼睛眯成了一條縫。他進入談話的角色非常之快，幾乎沒有任何過渡，語調執著而又有些含混不清。他談到了惠特曼、海明威、艾略特等。
芒克提到他自己新完成的長篇小說。郭路生很感興趣地問：“小說怎麼寫？”芒克兩手一攤：“一通寫啊。”這恐怕是兩位當代作家之間最簡捷、最有意思的關於文學的對話。
我注意到他的膝蓋上有塊補丁。那是一條不太能說得出顏色來的舊褲子，補丁的顏色稍深了些，但也還協調，顯然這出自他的手藝。如今在北京城裏穿有補丁的衣服，真是不多見。
他要了紙和筆埋頭書寫起來。談話在繼續，人們並沒有因為照顧他而降低聲調。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先問我要不要讓孩子早點睡覺。我笑笑擺擺手，告訴他現在正是假期。“那我給你們朗誦吧，”他語氣中帶一些堅決，“這是我在醫院裏寫的一首詩。”
他朗誦時仿佛換了一個人。他身上所有那些不協調的成分一下子變得非常溫順。他讀得沉著、緩慢，每一個音節都被拖得很長，好像他在嚐試著它們的承受能力，同時又企圖展現它們所有的美。在他心醉神迷的時候，一種節奏在我們之間悄悄形成、傳遞開來。
我們為他鼓掌。
“我在裏麵，我是不自由的。”他幾番這樣說。他走後我長久地陷入了一種深思，即現代醫學中關於精神病尺度的掌握。像他這樣的人完全可以在家中過正常的生活，而我們周圍的另一些人更需要送進去治療。我看不出來為什麼他非得住在精神病院不可。我的這個疑惑後來部分地得到朋友們的證實。也就是說，一個大號的人被一些有形或無形的鏈子捆住，而且他願意被這樣捆著。
能理解這些鏈子的含義，才能去理解他的詩和他這個人。
這肯定是作為詩人少有的殊榮：郭路生的作品最先是以手抄的形式在人們之間流傳開來。他的《相信未來》《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海洋三部曲》都是。成千上萬的普通讀者，其中絕大多數並沒有表現出對詩歌的特殊興趣，隻是被郭路生的詩句深深吸引，被它們打動，喚起了自己內心的共鳴。
這和今天在一些“詩人”身上出現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我曾經在不止一個場合談到過：今天的若幹“詩人”更像是以其肉身大出其名的。在人們還未讀到或記住他們寫下的句子之前，關於他們肉體的業跡早已如雷貫耳。他們的句子不會比其故事傳得更遠。
我想指出的一個往往被人們忽略的方麵是，在一個是非曲直顛倒的年代裏，郭路生表現了一種罕見的忠直——對詩歌的忠直。在任何情況下，他從來不敢忘懷詩歌形式的要求，始終不逾出詩歌作為一門藝術所允許的限度。換句話說，即使生活本身是混亂的、分裂的，詩歌也要創造出和諧的形式，將那些原來是刺耳的、凶猛的東西製伏；即使生活本身是扭曲的、晦澀的，詩歌也要提供堅固優美的秩序，使人們苦悶壓抑的精神得到支撐和依耗；即使生活本身是醜惡的、痛苦的，詩歌最終仍將是美的，給人以美感和向上的力量。
這種由對詩歌的忠直體現出來的忠直，體現了那個時代慘遭摧殘的良知，顯示出能戰勝環境的光明和勇氣。在這一點上，郭路生甚至區別於後來眾多的先鋒詩人。所謂分裂是從形式上開始的，而郭路生在形式上從來不後退一步。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燭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